陈基的一生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少年时期的求学以及浙东浓厚的儒学乡习，造就了陈基强烈的功名心，形成其事功进取的思想，写于至正七年的《知还亭记》便表达了他迫切地想要以功名自奋的心情。于是他怀着豪壮情怀三上大都，先后和朝中的官员如揭傒斯、陈旅、斡勒海寿、危素等人相交；此时其师黄溍也正在朝中担任翰林院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经过三次不懈的努力追求，陈基最终得以举荐，授为经筵检讨，然不久便获罪引避南归。
　　1. 少年求学、三上大都：汲取儒家积极进取之思
　　事隔多年以后所写的《谢从义参军自京师还言中书危参政见问且讶无书因述诗寄谢》出现了激愤不平之感，但接下来的＂脱身党籍走吴楚，托迹丘园访孔聃＂之句，让激动起来的情绪又变得平和起来。反倒是同门友王袆在《十一月七日出南城别陈三检讨》、《书堵无傲被诬事后》中表示出了愤懑不平，而陈基却并无激愤之语，只是功名心一度受到沉重打击，心态也开始从雄心勃勃、积极自信变成了凄苦黯淡，在南归途中他一路写了不少诗，诗风都较为黯淡，情辞也甚为悲苦，如《阜城》、《凌州》等。可见这次挫折对他影响十分巨大，他的心态由积极自信变成了愤懑悲苦。
　　在这一时期，其师黄溍、莆田陈旅对陈基影响颇大。陈基师从于黄溍，后在大都干谒期间是黄溍的得力助手，黄溍的诗文观也直接影响到陈基。黄溍文章特色是雍容平和、谨严有度，且平中蕴奇，漆绪邦在《元文概说》中称其＂俯仰雍容＂的风格可以作为元文的一般风格。如果将其与陈基的诗文思想做一比较的话，将会发现在理论主张上陈基和黄溍甚为相似，可见其师承之影响，只是陈基文学
　　思想的学术色彩较淡，且多了吴中文学特质的一面。但陈基早年的文学思想则得之于黄溍者颇多，可见，黄溍不但对其学术、思想、人生态度有影响，在其文学思想上的影响亦贯穿了陈基的一个人生阶段。
　　此外，还需提到当时的著名文臣陈旅，陈旅曾为陈基改字，且甚为欣赏其人.陈旅死后，陈基为之痛哭，两人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而陈旅当初也是以举荐得官，其后官职一直不断迁升，且又以文显，这种成功的人生模式显然也在影响着陈基。
　　故此，在这一时期，陈基的思想是较为纯粹的，儒家的事功进取之思激励着他，所受的儒家道德义理之学也逐渐内化为其人格修养，使其执着于道德事功，功名心强烈，与黄溍、陈旅等文人——同时也是显官的交往，则进一步激励着他去积极地干谒求进。
　　最终得以被举荐。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以及人伦孝悌的伦理观也在影响着他，再加上元中后期雅正之风的影响，便逐渐形成了陈基的雅正文风和诗风，其后的官场失意则让其功名心大为受挫，心态从积极自信变成了愤懑悲苦。但儒家的温柔敦厚在制约着他，他并没有尽情地倾泻自己的愤懑不满，而只是委婉地低吟苦唱。
　　2. 玉山文会、吴中授馆：习染吴中隐逸享乐之风
　　玉山文会时期
　　至正十年，陈基从大都回来后不久，便应顾瑛之邀前往玉山草堂。在吴中隐逸安乐的环境中，他的愤懑渐渐平息。玉山草堂是一个松散的文人团体，首先主人顾瑛并无开宗立派的意图，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单纯的诗酒唱和、悠游卒岁之乐，草堂之上，在这种轻松优雅而又充满逸乐情趣的氛围中，参与者也都不拘泥于平日面目，陈基也一反其彬彬儒者的斯文形象，表现出纵情享乐的洒脱豁达。诗歌的风貌也甚为多样。而这种诗歌风貌以及这种诗学思想的形成则和玉山主人顾瑛及诗坛盟主杨维祯关系甚为密切。
　　一方面，顾瑛的文学自娱观念影响着陈基，顾瑛之日常行为举止也处处显出其雅而好文、以文佐雅的文学自娱观念。主人的这种观念自然影响着草堂上的诸位来客，且得到众人的认同与追随，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陈基。在玉山草堂上，陈基多有与友人唱和之作，这些诗歌并不是要传达什么精深的义理，也不作道德的说教，而是抒写饮酒游玩之乐、诗文唱和之雅，而不再带有其他功利目的，是一种娱乐和自娱。
　　所不同的是，顾瑛是以逸乐为主导，他没有什么功利追求，惟一所求的大概也就是玉山文会能够得以流传后世，顾瑛对功名也不感兴趣，曾先后几次辞掉元朝赐予的官职。他不孤高自诩，而是拥有众多的好友；他也并不嫉俗愤世，而是安于诗文唱和之乐。面对张士诚的征召，他更是不屑于起应，不惜以出家为代价，换取其个性的独立自由。
　　吴中授馆时期
　　从玉山草堂归来之后，陈基来到吴中旧友徐氏（徐元震）的笠泽别业中，开始其授馆生涯。徐元震的长子徐缅从其游，对陈基甚为敬重。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陈基和草堂友人诗文应和，并且和当时的官员、布衣、方外士都有密切的来往。既得以教授其倾心的儒学，又可以尽享隐逸安乐，日子十分安闲舒适，文名也传播开来，很多人前来求文，他写了很多的记和序，行文大都推原本义，颇显儒者的彬彬之风和雍容之度，而其诗歌创作则多染吴中之风。
　　这一时期，隐逸享乐之思主导着他的思想，他的心态是闲适愉悦的。他不再执着于事功进取，也不再苦闷于官场失位，而是安然享受玉山草堂的诗酒风流，沉潜于吴中授馆的悠闲岁月。而早年受到的学术传承和儒学熏陶又让他已然具备了儒者的质直和方正。于是，在吴中的这段悠游岁月，他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文章，不少诗歌颇有铁崖体之风，想象奇特、色彩瑰丽、气势纵横、宛有情致；但也有一些诗歌工稳平整、质朴粗直、缺乏情思。
　　而文章则多是应求而作，写的清雅有序。但在此期间，他的功名心只是暂时潜藏而并没有消失，一旦机会来临，他便应时而起。同样是面对张氏政权，吴中当时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杨维祯和顾瑛，一个躲避到吴淞江上，一个削发出家，皆拒不应召。如此相比，便可以看出，在不得志的时候，陈基可以安享逸乐，但他原本就不是顾瑛那样的不屑仕进者，也没有杨维祯那样张扬狂怪的个性，他的功名心一直存在。于是，当机会来临时，他便置身其中，以实现其事功之思。这种矛盾复杂的思想则进而造成其文学思想的复杂和矛盾。
　　3.从军张士诚：事功理想的实现及失落、个人情感的吟唱和追缅
　　陈基入张士诚幕的时间尚没有确切定论。在依附了张士诚政权之后，陈基再度实现了自己的事功理想，一度表现的十分热情，又因张氏投降了元朝，陈基在诗文中便处处以＂王师＂自称，将张氏政权置于正义之师的行列，而对其他割据群雄则斥以＂妖寇＂、＂妖兵＂，并且亲自跟随军队出兵淮南。从军让他亲眼目睹了战乱所带来的危害、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加深了对现实的认识，这期间他写下了一系列的从军诗，记叙了沿途的见闻和感慨，表达了尽快平定战乱的愿望，诗中充满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表达了对前途的忧虑和对早日息兵的期盼。
　　此时陈基的态度还是较为积极的，对自己从军之行为也较为满意，但接下来连年的奔波驱使之苦则让其情绪转为黯然，心态渐转消极悲观。在战事的奔波劳顿中，他依然保持着和友人唱和、和方外士的交往，写下了很多诗作，如《闰三月七日过三塔寺留别宽长老》、《闰三月八日泊舟三塔寺新仲铭长老出城相看》等。到了淮阴以后，他又以诗人的方式抒写了自己的感慨，写下了《淮阴纪行》五首。
　　淮南战役结束后，他被任命为使者出使杭州，并被升为郎中，但此时的他却并没有为此感到有多大的欣喜。亲历了战乱和奔波的他，心态开始趋于内敛。功名已经求取到，他却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失落和茫然，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迷失了自己的理想，有一种雁失其群、莺失其友的孤独和茫然，开始沉湎于对个人情感的吟唱和缅怀，怀念起往日隐逸安乐且风流文雅的生活。
　　4.入明修史：最后的事功行为
　　张士诚覆亡后，＂吴臣多见诛＂，而陈基独＂以廉谨得免＂。据《武林梵志》记载，在洪武初，他还过着悠闲的生活，并继续和方外人交往。可见他对张氏政权所拥有的也只是参与的热情，而没有与其共存亡的忠诚。他和张宪不同，张宪宁愿青灯古卷老死于佛院也不再仕于明政权。陈基则又于明初应诏去修《元史》，这让他在有生之年又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能够预修《元史》对一个文人而言可以说是一生最荣耀之事，现有的文献中没有留下陈基入明以后的作品，无法得窥其当时的心态，但按照他的个性，他应当是欣然应召的。
　　纵观陈基的一生，少年时所受的儒家正统思想造就了他积极入世的事功观念，而与黄溍、陈旅、危素等师长前辈的交往则进一步增强了他的功名心，而长期寄寓吴中则又让他染上了吴中的隐逸之气和享乐之风，持一份闲适、愉悦的心情，融进了吴中的大环境，其诗作也染上了吴中瑰丽奇幻、富于想象的风格。同时他的功名心只是暂时沉潜下来却并没有破灭，这就让他在与文士唱和的同时，依然和官员及将要做官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张氏网罗文人之时，他便抓住机会，让自己的功名心得以实现和满足；同时他也依然保持着诗人所独有的心态和个性，以诗歌来抒写自己的情怀和感慨，隐逸之思时有展现。于是，在张吴政权覆灭后，他又一次应诏去预修《元史》，有了一番作为，再度实现了其事功思想。
　　总而言之，陈基具有了吴中文人和浙东文人的双重角色。陈基的这种双重角色在元末文人群体中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而其诗风和文风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末文坛的时代特征，这也正是陈基文学思想研究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