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的2022书单

　　《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段文杰回忆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３月。（资料图/图）
　　敦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文化符号。守护敦煌，就是守护文化。这种守护，极其艰苦，极其不易，自己和家人都要做出牺牲。在守护敦煌的历史上，段文杰是常书鸿之后、樊锦诗之前的所长，更确切说，是＂敦煌研究院＂——从＂所＂到＂院＂的创始院长，是敦煌保护承前启后的重要一位。段先生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1946年来到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几十年中他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积累了丰富的壁画临摹经验。他的壁画临本达到了接近敦煌壁画原作神韵的高度。随后的岁月，他的命运随国家的命运动荡起伏。1982年，他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看到当时中国敦煌学发展的落后面貌，果断地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重点放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敦煌从纯粹的保护转到学术研究，对逐渐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状况，有着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他多方努力，深度开展国际合作，争取大量资源，并顺势将敦煌研究所提高为＂院＂。
　　这是他的口述，自然、生动，有许许多多的人与事，是艺术史，更是一群文化人的群像。
　　《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开始的瘟疫史》，［美］弗兰克·M·斯诺登著，季珊珊、程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５月。（资料图/图）
　　流行病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深受社会影响，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社会和历史。中世纪黑死病的流行，是欧洲封建制的基础——乡村采邑制——崩溃的重要原因。所有的大流行，从根本上说都是人与环境、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各种薄弱环节，使病毒找到了突破点导致的。这种＂关系＂就是社会的存在，流行病将社会的薄弱点凸显、暴露出来。如何对待、反思、修补这些薄弱点，也是社会能否一点点进步的重要环节。
　　特别想说的是，这本书是以给耶鲁大学本科生讲课的讲义为基础写成的，通俗易懂，又十分严谨。这一点，非常难得。
　　《香畹之荫：赵清、陈光发口述》，赵清、陈光发口述，紫茵记述，作家出版社2022年７月。（资料图/图）
　　紫茵，本名陈志音，是＂川音＂子弟，其父陈光发，离休前是四川音乐院副院长，母亲赵清，是美声女中音，川音声乐系老师，曾任系副主任。紫茵毕业于西南大学音乐学院，也以音乐为业，曾任《音乐周报》原副总编辑，出版有《中国当代音乐家访谈录》《我们的国歌》《紫茵音乐笔记》。在采访了数百位中外音乐家后，终于，她把话筒对准了自己的父母。这本书，既是个人史，更是家族史、校史、当代音乐史。
　　《世纪末的维也纳》，［美］卡尔·休斯克著，李锋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７月。（资料图/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文学、艺术、尤其是哲学、思想，是一道令人惊艳、叹为观止的风景线。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马赫与物理学革命、＂奥派经济学＂等等，几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喷薄而出。
　　《世纪末的维也纳》就是聚焦这一时点。人们或许会问，那个时代的伦敦、巴黎或柏林，文化、艺术、思想可能影响更大，为何本书独独选择维也纳？作者认为，处于世纪末的维也纳，特别能够感受到社会与政治解体的震撼。而且，维也纳的文化精英受社会限制的特点，再加上其独特的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传统做派与现代品味的结合，为研究20世纪早期的思想发展，创造了比其他大城市更为连贯一致的背景。在伦敦、巴黎或柏林，高雅文化中不同专业的知识分子，不管是理论界的还是美学界的，新闻界的还是文学界的，政治界的还是学术界的，他们生活在彼此互不往来的专业圈子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维也纳，直到1900年，整个精英阶层的凝聚力都相当之强。沙龙和咖啡馆一直保持着活力，在那里，各种知识分子互相交流思想和价值观，同他们混迹在一起的，还有以自身的通才教育的艺术涵养为荣的商界与职业精英。＂
　　读到这里，备感亲切，因为我不止一次去过维也纳，尤其喜欢它的咖啡馆文化。现在名声最大、游客最喜去的，还是开业于1860年的＂中央咖啡馆＂（Café Central），除了咖啡点心确实好外，还因为那里的＂故事＂最多。开业不久，＂中央咖啡馆＂就成为著名诗人、剧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外交官、知识阶层喜欢聚集的地方。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这里是奥地利许多诗歌、剧本、小说和重要学术著作的摇篮。信步走来，中央咖啡馆离维也纳大学不到一刻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维也纳大学为核心，维也纳的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们在许多领域都开始了＂激动人心的革命＂。弗洛伊德、马赫、石里克、哥德尔、薛定谔、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一连串辉煌的名字，都与此咖啡馆相联。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埃默森说：＂咖啡文化和在咖啡馆举行辩论的概念是当年和今天的维也纳文化。＂因为＂维也纳的知识界其实很小，大家彼此都认识，这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维也纳是欧洲最好的藏身之处，因为可以结识很多有意思的人＂。
　　欧洲中部的维也纳，确是欧洲各国流亡者的聚集地之一。由于沙皇迫害严酷，俄国政治流亡者尤多，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都曾来往于此。托洛茨基在维也纳时间最长，从1907年秋到1914年秋，他最喜欢泡中央咖啡馆是出了名的。1908年10月，他创办了《真理报》，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1908年到1912年，俄国革命者越飞流亡维也纳，与托洛茨基一同编辑《真理报》。越飞家境富有，是《真理报》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在维也纳，托洛茨基一直与国内秘密联络，经常会见前来的俄国革命者，了解国内情况，指导革命。列宁也曾来到维也纳，与托洛茨基商谈俄国革命问题。
　　1912年，布哈林流亡维也纳，在俄国侨民中进行革命活动，研究、参加奥地利工人运动。他还长期到离中央咖啡馆不远的维也纳大学去旁听政治经济学，撰写批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文章。1912年底到1913年初，斯大林来到维也纳住了短短的两三个月，在此认识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此时他们是流亡中的同志，绝不会想到今后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虽只短短两三个月，但斯大林却在这里基本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按照列宁的指点来到维也纳研究民族问题，但苦于不会德语，无法利用原始材料和有关重要著作。布哈林按照列宁的指示，帮助斯大林阅读有关文献，甚至在文章逻辑、结构上提出意见。布、斯二人曾在中央咖啡馆详细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部重要的理论著作的基本理论和原则。
　　从1909年到1913的春天，希特勒也在维也纳流浪。他靠卖画、打零工、住鸡毛店、施粥棚讨食为生，同时他拼命读书、观察、思考奥地利各政党的思想、理论、主张和策略，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开始萌芽。据说，他有时也喜欢到中央咖啡馆。1913年，正当汽车工人的铁托也在维也纳, 希特勒、铁托与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可曾在街上擦肩而过？可曾在某家咖啡馆邻桌而坐？当时，谁能想到这些人后来将深刻影响20世纪？有个故事广为人知，一战爆发后，一位奥地利政治家在探讨俄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时，非常瞧不起这些整天泡在咖啡馆里的俄国流亡革命家，不无讽刺地说：＂谁会去发动革命？或许是中央咖啡馆的托洛茨基？＂然而，正是这位＂中央咖啡馆的托洛茨基＂，后来成为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创建了苏维埃红军并亲自担任总司令！
　　诸位如去维也纳，一定不要忘记到中央咖啡馆喝杯咖啡，再点一块发源于维也纳的＂新月＂面包。＂新月＂德语是＂Kipfel＂，法语是＂croissant＂，后以法语＂可颂＂名闻世界。这个故事，说来有些长，就此打住，还未跑题罢。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