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不服死刑判决将要上诉，为何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

　　吴谢宇
　　吴谢宇弑母案在＂一审＂判决结果释出后，如果吴谢宇本人无异议，那么就算家属把＂谅解书＂摆在明处，这事也基本进入＂终局阶段＂（案情的总结和教训的析出），毕竟就吴谢宇弑母的行为来讲，确实恶劣至极不可原谅（公论正义观）。
　　然而当吴谢宇表示＂不服死刑判决将要上诉＂时，案件再次被＂不确定性的氛围＂笼罩。之所以这样强调，到不是认为吴谢宇可能避免死刑，而是就案件定性的流程以及所触发的舆论来讲，又会进入新一轮的周期和纷争。
　　就案件定性的流程而言，上诉是吴谢宇＂最后的权利＂，它本身符合程序正义，所以没什么可质疑的。但是就案情所触发的舆论声音来讲，吴谢宇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其实始终伴随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当然还有其它的＂声音＂）。
　　＂一种声音＂是吴谢宇必须＂以死谢罪＂，＂另一种声音＂是吴谢宇＂不能死＂。对于＂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来讲，如果仅从字面意思看，总觉得有些非黑即白的即视感。可实际上，却也都是综合判断杂糅的结论，只不过各有偏重。
　　＂以死谢罪＂的考量，＂一审＂判决中给出的综述已经很明确，这里不再赘述。而对于＂不能死＂来讲，也并非否认＂一审＂判决的结果，主要应该是基于＂悲剧触发＂和＂悲剧挽回＂而言的，也就是更倾向于＂存在主义＂的沉思和实践。
　　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本来作为公开探讨的行为，却让＂持有截然相反声音＂的人们走向相互攻讦的境地，也就是＂以死谢罪＂会被打上＂太过无情＂，而＂不能死＂会被认为是＂纵容恶行＂，一言以蔽之，就是＂你们不对＂。
　　有必要强调的是，以现行的法理规定来讲，任何人故意剥夺他（她）人的生命都大概率会被判处死刑。尽管同情心会促使我们体谅犯案者当时所处的悲惨境地，但法理条文不允许有任何例外。
　　在这个大前提下，如果再加上＂违背家庭人伦＂，＂践踏人类社会的正常情感＂，＂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就算判定吴谢宇＂多次死刑＂都不为过。说到底＂原生家庭不幸＂不是弑母的理由，＂帮母亲解脱＂更是荒唐至极。
　　起码就社会性的正义观来讲，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在这个逻辑下或许有人会提出追问，既然吴谢宇弑母的案情已经显而易见，为何会折腾这么久才给出判决结果呢？因为法理最终的目的不是为纯粹惩治（震慑），而是还要实现＂厘清的正义＂。
　　另外在法理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崇高和无限珍贵的。这让每个生命具有平等的价值。没有哪一个生命可以超过其他（她）生命。任何死亡都必须是自愿的，否则就是侵犯法理所确认的生命平等和神圣尊严。
　　据此而言很容易击破吴谢宇的＂自以为是＂，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庭审过程中吴谢宇也已经认识到＂自以为是＂的错误认知。所以对于吴谢宇的上诉来讲，可能更多的诉求在于＂补偿性的愿望＂（补偿亲属：应该主要是之于诈骗行为），也就是他所提到的＂我至少可以劳动＂。
　　只是就现实而言，吴谢宇最对不起的人是他母亲，但是他母亲已经无法感知补偿。至于吴谢宇因诈骗对不起亲属的部分来讲，只是弑母案的＂案中案＂部分，虽然理论上讲得通，但是＂案中案＂普遍来讲是难以策动主案判决结果的。
　　与此同时要清楚，如果法理的首要社会功能就是保护人们免受犯罪行为所带来的伤害，那对心理免责事由的继续承认会加剧问题，而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就是，滥用＂精神异常＂这块免死牌就等于＂放虎归山＂。
　　如此看待心理分析之于案件的地位，并不是否定心理分析的重要性，而是要搞清楚心理分析之于案件的主要作用是＂教训的析出＂，而非＂判决的考量＂。当然真要是那种精神异常到不能自已的情况，就需要另作考量。
　　因为我们不愿去惩罚那些缺少必要心理状态的人，背后的理论基础是：惩罚的威胁并不会威慑到儿童、精神病人，或者因为被强迫以紧急避难而做出某种行为的人。所以对于吴谢宇的上诉来讲，多半算是他最后的＂挣扎＂，实际上这从他自己写上诉状的行为来看，就已经说明问题，毕竟真要是希望大，就算是法理援助也总是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