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首次访华,陈独秀为何骂他人妖?
1924年4月12日,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乘船到达上海,终于来到了他神往已久的古老的东方大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船还没有靠岸,泰戈尔就看到,码头上挤满了前来欢迎他的上海文化界人士。面对热烈的欢迎,泰戈尔激动地说:"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
他恐怕不会想到,伴随他首次访华之旅的,不只有鲜花和掌声,还有激烈的攻击和谩骂。
泰戈尔对中国的感情
泰戈尔于1861年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就过着富裕优渥的生活。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学习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十三岁时就能写诗。1880年,赴英留学两年的泰戈尔回国致力于文学活动。1913年,他以"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篇"《吉檀迦利》,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获奖后,泰戈尔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宣扬东方文化。
泰戈尔不仅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也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民族主义者。他在23岁时曾经离开城市,到乡下管理祖传的佃户,从此就对人民贫苦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同情,并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独立、抵抗英国殖民的运动。
泰戈尔不仅关心本民族的独立,也关切世界其他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经常声援其他民族的独立运动。对待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他怀着无限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对同为古老的文明大国的中国,他更是一直抱有好感和希望。
早在1881年,年仅二十岁的泰戈尔就发表了一篇题为《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的文章,公开控诉英国用鸦片侵蚀中国的强盗行径。
1916年,泰戈尔应邀访问日本。途经香港时,他看到了中国工人勤劳工作的情景后,感叹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到了日本,泰戈尔公开发表演讲,直接谴责日本对中国山东的侵略行径。
印度和中国同为亚洲的文明古国,并且还是互为邻国,同样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同样追求独立和自强。因此,泰戈尔更能共情,他对古老中国的文明充满了向往,同时也对中国当时的处境表示同情。 泰戈尔的中国之行
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世界范围内声誉大增,曾应邀访问过许多国家,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到中国来。
1923年初,泰戈尔的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华,向北京大学表示泰戈尔想要到访中国。但北大表示没有能力进行接待,恩厚之便去找徐志摩。徐志摩马上与恩师梁启超商议,梁启超立刻表示同意,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访华。
为了"预热",《小说月报》连续推出了两期"泰戈尔专号"。这两期专号刊登有泰戈尔的诗歌和文章,如《〈歧路〉选译》《西方的国家主义》《诗人的宗教》等;还有中国文化界人士对泰戈尔的介绍和研究,如《泰戈尔传》《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等,对泰戈尔表示欢迎。
但这两期欢迎泰戈尔来华的专号,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是对泰戈尔的倒戈相向。其中,陈独秀的反应最为激烈。
作为把泰戈尔诗歌翻译到中国来的第一人,此时的陈独秀却非常不欢迎泰戈尔。他在《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一文中说:"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言下之意,泰戈尔的到来将进一步扰乱中国的思想界。
郭沫若初次读到泰戈尔的诗后"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但一听说泰戈尔将要来华,就在《太戈尔访华之我见》中表示:"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索。"
但陈独秀等人的反对,并没有成功阻挡泰戈尔来华的脚步。 思想界"科玄大战"的白热化
泰戈尔没有想到,他心心念念的中国之行会变得如此尴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来得很不是时候。他一来,就无意陷入了中国思想界"科玄大战"的漩涡。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抨击"科学万能论"。4月12日,丁文江撰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对此予以回击。自此,"科玄大战"开始爆发。
"五四"后的知识阶层出现了大分裂,分成三派:一是以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认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生活,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二是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认为哲学是空想,科学也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三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唯物派,认为根本不存在"思想自由"。
归根结底,争论的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到底哪个能救中国?
陈独秀主张西化,而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和平和思想。因此,泰戈尔一来中国,就成了陈独秀的靶子。
泰戈尔在华期间,大力宣扬东方文明,如:
"当以道德势力,精神势力,相团结,发挥伟大之感化力,以贯彻人类和平亲爱之主旨。"
"近世文明,转尚物质,并不为贵,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
于是,陈独秀多次撰文批判泰戈尔,甚至在《太戈尔是个什么东西》一文中直言:"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得不得了呵。"意思就是说,扰乱中国思想界的"人妖"已经够多了,你泰戈尔这个"人妖"赶紧闭嘴回去吧。
泰戈尔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的确是很不合时宜的。面对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陈独秀的抨击也过于激烈了。但根据中国当时的处境来看,我们也不难理解陈独秀的良苦用心。
遗憾的是,泰戈尔终究还是没有明白他为何会遭到激烈的攻击。他在离开中国前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人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他应该想到,所谓的精神生活,离当时的中国还很遥远,而救亡图存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