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活丰富多彩，还在德国大学组织汉语语言班和老子讨论班

　　我们一起来到这次朝圣的出发点巴黎圣母院。整个教堂全都是人头，在祈祷和唱歌之后，我们便乘车来到巴黎南郊。在那儿所有的人必须下车，徒步行走大约三十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鉴于我是伤员，我的旅行包便放在车上。我自己找到一根树棍，当作拐杖用，以利行走。
　　我每走一步都有些疼痛，但是我命令自己，无论如何也要走完这三十公里的路程。我不停地祷告，让我的保护神帮助我，给我力量。幸好我还有其它的办法忘掉自己的疼痛，如观赏巴黎南郊的田园风光，和同行者聊天，给他们讲一些关于中国的美好故事。在途中，我们还坐在路边祷告和学习＂圣经＂。晚上我们才到达目的地。我有些得意，我终于克服了困难，成功了。同行者也说我了不起，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第二天，我们去这座城市中心最高处的一个教堂。各地朝圣的人们都拿着橄榄枝，唱着圣歌，带着无限的喜悦，穿过大街小巷，涌进了教堂。据说是经过教皇保罗二世亲吻过的从罗马空运过来的十字架到了，顿时全场欢腾，成为了一片歌声的海洋。我虽然听不懂法语，但我感到法语的圣歌比德语的圣歌要更为动听，更能打动人的心弦。
　　不少人都在那里欢乐得痛哭流涕，我被这种情绪感染，也很快乐。弥散完后，我们有序地走出了教堂，突然一种感觉袭击了我，这种教堂里与神共在的狂欢和在迪斯科舞厅里与人同乐的狂欢仿佛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驱车回到巴黎，接着回到了奥斯纳布吕克。我的伤痛一直没有好，有人建议我索赔。但我不懂法语，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办事非常麻烦，而且又丢了那份可以作为证据的医疗诊断书，因此我放弃了索赔的打算。想起在巴黎被撞得灵魂出窍的经历，我不禁还胆战心惊，有些害怕。我给朋友写信描述这场不幸中万幸的车祸，朋友回信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在奥斯纳布吕克天主教大学生会里，我除了参与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之外，还自己主持了一些活动。一个是为期两学期的汉语语言班，另一个是为期一学期的老子讨论班。
　　语言班开班时，在德国颇有影响的＂新奥斯纳布吕克日报＂还发表了一条消息。于是班上除了一些大学生之外，还有周边许多幕名而来的人，尤其是一些曾到中国旅游过的人，一起有四十多人。这在德国大学课堂上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博德尔教授笑着对我说，我的学生比他的学生还多呢。
　　关于汉语教学，我非常注意方法。我往往围绕一个简单的核心汉字构建一个相关的语言家族。这便于外国人慢慢转变其思维方式，懂得汉字构成的形和意。但人们常说，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班上也只剩十几个人了。
　　但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学生，一位系主任的女儿，始终坚持到底，其成绩也是班上最好的。她热爱中国，也喜爱我这位中国老师。除了正规课堂之外，她还不断地找我，要我单独给她补习。我已经在她的目光中发现了一种期待。但我考虑到我马上回国，便主动地疏远了她。（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我主持的老子讨论班的成员则主要是一些博士生和高年级的大学生。我们一句一句地阅读老子的德文本，然后讨论其意味和思想。大学生神甫总是怀有基督教的偏见来贬低老子。他说老子的自然之道是隐蔽的，只有上帝的逻各斯才将道启示出来了，因此基督教高于道家。对此我们经常争论，我认为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思想道路，于是人们不能简单地判断谁高谁低。
　　通过汉语语言班和老子讨论班，我在奥斯纳布吕克播下了中国文化的种子，其中有几个大学生就转到德国的其它大学学习汉学去了。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