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任职都有福利房,从住房的改变可以看出官员仕途的变化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由国家任命,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也就逐渐趋向制度化。汉高祖刘邦规定:"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2000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也是开国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西汉末年,董贤为邀宠,休假也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汉哀帝便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可见官吏家属随官吏住在机关大院,已经比较普遍了。历代还有很多在"官舍"内娶妻生子的:宋武帝刘裕就生于"丹徒官舍";欧阳修也是在其父任绵州司户参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所官宅改为"六一堂",以志纪念。
居住于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不给其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淳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淳得知后,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淳自己也被贬到雷州,也得向当地民众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政治斗争之激烈,就这样反映在了住房问题上。
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官多房少的矛盾开始凸显。唐朝时,仅京官就有2620人,而伺候他们的吏胥、杂役、卫士和小丫鬟、老妈子等人数更是翻倍。
东汉时,光禄大夫张湛"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一个秩比2000石的高级官员,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标准,搬到600石级别的候舍去,表面理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该居住官舍,但京师官舍紧张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皇帝为了表示对大臣的关怀,会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国有宅第,并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唐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就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安禄山一造反,房子也就没收了。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也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不许带走或添置。明洪武时,黄州府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检举,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道:"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一样也带不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后,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因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也不得违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