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ampquot国家不幸诗家幸ampampquot，是多么恶心的一句诗

　　清代文人赵翼曾经为元好问的诗文集《遗山集》题过一首诗，也就是《题遗山诗》，来称赞元好问的诗文以及他整理金代文献的贡献。赵翼在这首诗中这样评价元好问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意思也就是说，国家的不幸反而成就了元好问的诗，国家的灾难为他的诗提供了养料，由他＂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瓯北诗话》卷八）。这是在夸赞元好问的诗因为写到了国家的灭亡，发自内心，而没有做的痕迹，于是国家的不幸成了元好问的大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一句倒还算中肯，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条写作规律，内心深切的感受自然流露出来，便很少有斧凿的痕迹。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句，实在有点混账，让我感到恶心，直冒冷汗。
　　诚然，诗人与国家是紧密相连的，前者会受后者的影响，后者的状况也会在前者的诗中得到印证。诗人与国家、时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是不能忽视的。但把国家的不幸说成诗人的幸运，对于国家来说，是不负责任；对于诗人来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国家的不幸，会在诗人心中激起情感，进而发之为诗。在这个过程中，诗人与国家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是共情的，不然又如何发出＂慷慨悲歌＂？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个说法，显然是把二者对立了起来，只把国家的衰亡视为诗人的写作素材，好像国家越惨，诗人就越幸运，因为他终于可以写出好诗了。
　　我无意于完全割裂好诗与此事之间的关系，这在客观上来说的确很有道理，也算一条创作规律。但是，赵翼这个说法，却充满了投机主义和功利主义。
　　这只是赵翼从评论家的角度来看的，那些经历过国难而写出好诗的诗人难道也会有这种感受吗？我可不敢相信。
　　你去跟屈原说：＂哎呀！三闾大夫，你的君主被奸佞所惑，听信谗言，将你放逐。你眼看着国家就要完蛋了，心中悲苦，于是写了篇《离骚》。你可真是幸运啊！＂
　　对杜甫说：＂老杜啊，真是运气了你！碰上了安史之乱，经历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历程，一路流离，写出了三吏三别。＂
　　和李煜说：＂到哪去找你这等好运气？要不是国家在你手里丢了，文学史上哪会有你的名字？＂
　　看他们不拿笔戳死你！
　　他们那字字泣血的诗，岂容如此打量？须知国家的不幸，亦是诗人的不幸。诗人不幸，则发愤为诗、不平则鸣。我们怎么能把国家的不幸当成诗人的幸运？＂文章憎命达＂，可谁人不想＂命达＂？
　　可悲的是，至今还有不少人用赵翼这句诗，来形容诗人与国家、时代的关系，抽离了诗人的感情，去评价诗人的诗歌成就和文学史地位。更可悲甚至让人感到恶心的是，一直有人把＂国家不幸诗家幸＂当成了真理。
　　每当国家有难，他们都两眼放光，觉得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一定要露一手。八年前，有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中这样写遇难者：＂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我真想让他也＂幸福＂一下，也不惜破费在他坟前放个屏幕。
　　而现在又有人写诗感谢＂guan状君＂，除此之外，还有更多人写着空洞的抒情文字，只为抓住这展露才华的好机会。
　　＂国家不幸诗家幸＂，是多么恶心的混账话。它抹去了诗人的情感，把灾难文学变成了遗忘的艺术。真正的诗人在国难之中怎么会有借机扬名的小心思？不幸，是真的；幸，只能是身后事了，并且是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