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音乐（二）国乐先驱沈心工

　　沈心工（1870—1947），本名沈庆鸿，字叔逵。＂心工＂是后来作曲用的笔名。
　　沈心工出生的沈家，曾在上海是一门望族。沈家在嘉庆、道光年间主要做船舶运输业，拥有庞大的船队。但在＂鸦片战争＂之后，沈家的船舶无法与外国轮船竞争，事业很快衰落下来。
　　沈心工的爸爸叫沈悦杠（1841—1892）。在沈悦杠十五、六岁时，家里的生意还不错。于是家里让他去学习生意，以便日后接管家业。不料后来生意＂凉了＂，家里便让沈悦杠回家管理家事。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好日子的沈家人，在家族生意倒闭后仍然不愿意过节俭的日子，这让沈悦杠在管理家事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沈悦杠是一个忠厚的人，靠着他的辛勤付出和精细管理，沈家的生活还维持得下去。
　　1860年，沈悦杠娶了媳妇刘氏。刘氏是青浦（现为上海市辖区）人，家里是给人看风水的，沈家老爷曾请刘氏家人找过一处坟地，因此促成了沈悦杠与刘氏相识、结婚。1863年，沈悦杠的大儿子沈庆长出生。1870年，沈悦杠的二儿子沈庆鸿（沈心工）出生。
　　1874年，沈悦杠说到外地去讨债，但却一去不归。沈家人多日未见沈悦杠，于是要求分家，各家开始分开吃饭，并且把沈家的房子各自分了。而沈家的债，落在了沈悦杠一家的名下。此后，各路债主来找刘氏要债，刘氏和孩子们每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沈悦杠去哪了呢？说是去讨债，其实是去躲债。因为年关将至，债主们要来讨债，家里人又帮不上忙，沈悦杠实在没辙，决定抛家弃子，出去躲债。沈悦杠出走时，为自己想了一条出路——去当官。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仕途，让家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沈悦杠通过一些关系，联系到了湖南的一位＂远房亲戚＂官员，这个亲戚表示，沈悦杠如果来湖南，可以帮忙打点一些关系，保证安排工作。这让沈悦杠的生活出现了一丝希望，沈悦杠还为了仕途特意改了名字，沈悦穆。
　　但，沈悦穆真的到了湖南才发现，＂远房亲戚＂其实并没有什么实权，不能帮忙安排工作，失望至极。沈悦穆由此在湖南呆了半年，一直未能找到差事。期间，他听说如果去一些小地方，当官上任的希望会多些。于是，沈悦穆设法在澧州找到了一份闲工。这份工作具体是在初一十五时，穿上礼服与道士们一起等候大人来行香，无聊至极。无聊的生活也没让沈悦杠闲着，他利用空闲的时间读书学习，为日后作准备。
　　沈悦穆的勤奋被领导们注意到了，经过领导们们的长期考察，最后决定，让沈悦杠去辰州当官。这对沈悦穆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当官首先是有待遇的保障，其次当时的官一般来讲可以当一年，如果能力好，最多可以当三年。这件事，足以改变沈悦杠一家的生活。因此，沈悦杠决定把家人接过来。
　　1877年，沈心工因父亲在辰州就职，和家人一起来到了辰州。和预想不同的是，沈悦穆的工作只做了一年，便失业了。沈悦穆失业后，全家又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拮据，在辗转多地后，全家决定借居在沈心工母亲的娘家——青浦刘家。这一时期，沈家的生活状况虽然不稳定，但沈心工一直在坚持学习，最早和母亲学习，后来和大哥学习，积累了很多知识。1890年，沈心工通过其多年的学习积累，中了县考第7名，府考第1名，后又中秀才第2名。同年，沈心工大哥病故，其替兄到上海货捐局总办翁子文家学堂教课。1892年，沈悦穆病故于长沙，沈心工扶柩回刘家所在的青浦，一家四口如今只剩沈心工和母亲二人。1893年，沈心工重回上海教课，期间曾到格致书院听过英国人院长John Freyer的＂笔算＂课。＂西学＂对于沈心工来讲，是全新的，其不同于其以往学到的知识，这使得对＂西学＂产生了兴趣。这，是沈心工＂西学＂的启蒙。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沈心工原工作的学堂，因主人死了，所以关闭了。沈心工由此进入＂约翰＂书院教＂中国书＂课。在教书期间，沈心工和同事学习了英语和唱昆曲，进一步接触了＂西学＂和＂音乐＂，这为其日后的音乐活动奠定了基础。1897年，沈心工考入南洋公学师范学堂，主修数学、英文、物理，在学校学习期间，沈心工逐渐开始意识到西学的特点，并开始注重对西学的传播。1898年，戊戌变法，沈心工曾自述：＂大有维新希望，我们正是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此时的沈心工对全新的思想文化是有期待的。
　　在＂教育救国＂等维新思想的推动下，1902年沈心工东渡日本，到东京弘文学院攻读师范。不久后，日本政府伙同清朝廷钦差迫害中国留学生，事件激起全体留学生抗议，一部分学生因此退学，沈心工便是其中之一。退学后，沈心工转入华人自己创办的日本清华学校，进入学校后，沈心工在留学生中组织＂音乐讲习会＂，邀请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唱歌教授铃木米次郎讲授音乐课，参加者还有曾志忞等。期间，沈心工开始了音乐创作，其处女作便是后在国内脍炙人口的《男儿第一志气高》（初名《体操—兵操》）。
　　1903年，沈心工回国。
　　回国后的沈心工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教理科和体操。同时，其创设＂唱歌＂课，并创作了大量乐歌，这一创举在当时得到广泛流传，影响极大，甚至内地很多教员来上海求学，聘请沈心工＂指点乐歌门径＂。在上海范围内，沈心工受邀在务本女塾、龙门师范、南洋中学、＂沪学会＂等地教习乐歌。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创了学校团体集体歌咏风气，这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集体歌咏的开端，而这种＂集体歌咏＂的表现形式，逐渐被称为＂学堂乐歌＂。
　　1904年，沈心工出版《学校唱歌集》（第一集），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学校音乐教材。此后，沈心工创作出版了《学校唱歌集》（第二集）（1906）、《学校唱歌集》（第三集）（1907）、《重编学校唱歌集》（全六集）（1911）、《民国歌唱集》（全四集）（1913）。等。创作了大量乐歌作品。
　　一般来讲，＂学堂乐歌＂多以简谱记谱，曲调一般来自于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音乐家们以中文重新填词。简单来讲，就是用外国的曲子，填中国的词，具体在创作时可以分为＂依曲填词＂和＂按词填曲＂两种。后来，亦出现了一些作曲家们自己创作曲调的作品。而在沈心工的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竹马》、《黄河》等。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音乐历史中开始涌现出多种风格与形式的音乐作品，使得乐歌运动开始愈见衰微。此后的沈心工亦主要以实践各种社会活动为主，少有音乐创作。
　　沈心工，在封建时代经历了的心酸苦辣，体会过旧社会的人间冷暖。在不断成长中，感受到了＂新文化＂的发展趋势，并逐渐意识到了音乐的力量，通过自身学习和实践，将西方音乐中的＂合唱＂这种形式带入中国，并推广了乐歌在新时代教育中的实践。＂学堂乐歌＂的出现意味着，外国音乐正式进入中国，中国音乐进入到新的时代。
　　＂唱歌＂，是所有音乐表现形式中最简单的一种，但却最能表达人们情感和希望。学堂乐歌这种采用＂集体齐唱＂这种唱歌模式在中国之前是少有的，其能在20世纪初得到推广，一方面是因为＂新式学堂＂在当时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对＂音乐＂课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那个动乱的时代，人们渴望通过＂集体＂和＂团结＂来获得内心的抚慰。在当时来说，中国民歌、戏曲等艺术形式仍在民间有广泛的应用和传播，而学堂乐歌作为外国音乐＂本土化＂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冲击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二者逐渐形成两种音乐风格，对中国社会同时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