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监狱风云

　　​作者：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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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怡家园其实是老崇文的地盘，作为北京当年最小的城区没有之一，崇文不管是教育、绿化、商业都是城区里最平民化的，唯一的好处，是离东交民巷不远。不禁联想到了刚播完不久的《新世界》里柳如丝，柳爷一个电话就能拿下京师监狱狱长金海，不过最终还是没能坐飞机逃离北平。
　　京师监狱、老炮
　　半步桥
　　在新怡家园最近热闹起来之前，崇文区在地图上看着只有两个显眼的建筑：天坛和龙潭湖公园。
　　标准的老崇文孩子的夏天，是吃完饭家大人领着穿着跨栏背心儿或者小裙子，摇着蒲扇就去了天坛，遛遛食儿顺便和公园里锻炼的人侃侃大山，顺着走两步，偶尔在桥上走还能撞一满怀的飞虫。
　　那些飞虫大抵来自西边的城区，在老宣武的南二环开阳桥的西北角，一片砖红色的小区顶着三个大字——清芷园。经过十几年的风吹日晒，深红色的涂料有些褪色。
　　作为房价和新怡家园不相上下的老宣武高档社区，清芷园还是有些名气的，新北京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小区的旧址，就是孙红雷在《新世界》里当监狱长的那个京师监狱。
　　作为中国最早的新式监狱和模范监狱，这所兴建于 1909 年，被称为半步桥监狱的地方，其实没关过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非要算的话，解放前关过川岛芳子，解放后关过臧天朔。
　　更有名的是位于德胜门外德林庙宇旧址的京师第二监狱，这里关押过李大钊，然后很巧的，被改造成功德林监狱，关押了 200 多国民党高级将领。
　　当然北京最出名的监狱，还是位于东城区炮局胡同 21 号的炮局监狱，北京人常说的「老炮」就是这么来的，这所监狱里关押过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抗日英雄吉鸿昌，而彭真同志，也是在炮局监狱中学完了六法全书。
　　北京的「老炮」们最怕「炮局」，是因为这里在审查人时非常严格，一般被抓进去很少有放出来的，所以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各区县派出所在问案时的口头语基本是：「老实点儿，再不老实给你送炮局去。」
　　在炮局结案后的人，就要交还给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也叫七处，位置呢，就在京师监狱里面，一个大院分别属于两个机构，这里有个 K 字楼，是钢筋水泥建筑，呈 K 字形，看守所就在 K 字楼，它叫半步桥看守所。
　　这里才是让所有北京老炮瑟瑟发抖的地方，因为死刑待决的犯人，大多被分配关在这里，他们沉重的铁镣在「K 字楼」的水泥地板上拖出巨响，让其他等待法院判决的犯人亚历山大，对于很多人来说，在这里的日子，才真是生死半步桥，只剩「半步」的生命了。
　　这个 K 字楼，在文革时候更加热闹，钢琴家刘诗昆、前宗教局长徐迈进、小提琴演奏家杨秉荪、男高音演唱家刘秉义、作家诗人聂绀弩，郁风、孙维世、翻译家杨宪益、以及杨奎松、徐晓、王学泰都被关在这个楼里。
　　诗人聂绀弩有诗云：
　　奇书一本阿 Q 传，广厦千间 K 字楼。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旧世界的监狱在桥边
　　新世界有农场
　　很奇怪的是，建于 20 世纪前 20 年的中国第一代现代监狱，大多临桥而设。
　　北京的是半步桥，上海的监狱叫提篮桥，南京是老虎桥、娃娃桥，杭州是六渡桥，苏州的狮子口监狱，也在桥旁边。
　　其实也不并不奇怪，这些监狱全部都在旧城区低洼处，臭水旁边，当年都是无人居住，甚至路人都要绕着走的地方，因此全部都在桥边。
　　不过随着城市的开发，这些曾经的监狱，都成了具有开发价值的市内黄金地块，于是纷纷被拆迁改造，所剩的不多了。
　　武汉女子监狱，是至今仍存在的，为数不多的民国时期所建的甲种监狱建筑了，这所建于 1917 年的监狱最近备受关注，不仅因为出这里出来的黄女士一路绿灯回到了新怡家园，也因为这里是湖北省最大的女子监狱，关押 2000 多人，至今已有 200 多人确诊。
　　这里原来叫夏口监狱，始建于 1917 年，后来叫湖北第二模范监狱，1936 年 9 月，当时的司法行政部一位要员视察湖北司法，在湖北高等法院纪念周讲话中提到：「有人说湖北第二监狱的建筑华丽与皇宫无异，犯人一入即不愿出监，昨日参观见其建筑坚固、整洁…。」
　　即便放在今天，这个监狱的设施和条件，以及生活的便利性，也并不差，这也是为什么，这所监狱会被改造成为女子监狱，因为建国后其他的监狱，条件实在是有点差。
　　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是秦城监狱工程负责人之一。在「文革」中被投入这座他亲自主持修建的监狱，而且是同批犯人中最迟一个被释放者。他留下了一句卡夫卡式的名言：「早知道自己要坐进来，我一定将它造得好些。」
　　在 90 年代末，武汉女子监狱正式成立前，有一半的女性犯人，关在湖北省的另外一个地方。
　　沙洋，湖北省荆门市下面一个小县城。弹丸之地，却有大大小小的监狱 19 个。
　　1952 年秋，为了响应毛主席在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上所作的「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的指示和全国第一次劳改工作会议精神，这里被改造成了全国第二大的劳改农场。
　　这在湖北这个面积并不很大的省份里，无疑是个不小的地盘，要知道，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在青海的柯鲁柯，那里本身地广人稀，而要在湖北境内，拿出这么大片地来做监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直到今天，沙洋农场的警察子女，每次填「户口所在地」的时候，都是一脸懵逼，由于地跨几个地市，家属区在广华，地方是潜江的地方，却归地处荆门的「沙洋公安局」管理，填这三个地方谁也不合适，于是这个不大不小的沙洋农场，就成了最没归属感的地方。
　　受沙洋农场的启发，各地也纷纷在偏远地区画地为牢。
　　前段时间同样爆出集中感染的浙江十里丰监狱，所在地原来叫「十里荒」，是龙游县城边上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刚建成劳改农场的时候，甚至没有监房，围墙是竹篱笆。没电灯，只有煤油灯。周围一片荒凉。不过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十里丰犯人脱逃的情况却极少发生。
　　除了十里丰监狱，龙游县还有十里坪监狱，所属的衢州市，还有浙江省第三监狱，以及公认的最难管理的浙江省第一监狱：这里关押的多是重刑犯，限减犯专管区中，有一半因杀人入狱。
　　之所以这么多监狱安排在衢州，不但因为这里是山区，还因为这里是和江西交界的地方，方便封闭管理。
　　江河湖海旁的飞地
　　此前的 1950 年，新中国的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清河农场，也在距离北京 150 公里远，天津以东一片 30 多万亩、从未有人开垦过的荒滩上建成了。这里被称为茶淀地区，属于河北省宁河县，处于三条大河围成的三角地带，从此，这里就成了和北京市区不相连的一块「飞地」。
　　随着监狱工作走上正轨，把自己辖区的犯人，放到地广人稀的外省市，在那里面弄个飞地，自己管理，成了一个有效的经验。
　　为什么不交给当地管理呢？
　　起因于 60 年代山东和黑龙江的一场「官司」。
　　那时候，山东、河北、安微、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犯人，基本上都往黑龙江省发配，山东想把四十万在黑龙江劳改刑满释放的人员要回去，黑龙江不给。后官司打到中央，中央调解说：山东人多地少，黑龙江地广人稀，还是留在黑龙江吧。
　　从那以后，有办法要「飞地」的，都会想办法要一块自己能说的算的地盘。
　　从清河农场之后，北京又在黑龙江建成了兴凯湖农场和双河农场，这些农场都有个特点：周围全是一片沼泽湿地，方园几百里没有人烟。夏天全是一片烂泥塘，谁要是冒险逃跑，非陷入烂泥塘中淹死不可。冬天湖里处处是高高的芦苇，人进去分不清东南西北，不冻死也得掉进湖里淹死，可以说是理想的关押地点。
　　很多北京的干警，也和自己看押的劳改犯一样，滞留在了封闭的农场里。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很多干警，才落实政策或托关系，陆续返回北京。
　　还有很多劳改新生和教动教养期满的人，原籍不让回去，只能就地安置就业于农场，也算扎根一辈子边疆了。当地人管这些劳改释放人员，叫「湖底子」或者「河底子」。
　　北京在黑龙江的劳改农场可不一般，至今首农集团的大米和牛奶，都产自这里，而农场的犯人京剧团，更是「天团」级别的，因为这个京剧团的创始人，是中国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也就是《霸王别姬》里程蝶衣的原型之一。
　　当年，尚小云干涉儿子尚长春的婚姻自由，尚长春因此自杀，尚小云也被判刑三年劳改，在监狱里，他组建的这个犯人京剧团，自然是没有一定水平的票友和演员，轻易不敢参加的。
　　如果说北京开了「飞地」劳改农场的先河，那搞的最大的还是上海。
　　一直到今天，上海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还有 7 块飞地，其中有四个，都是劳改农场。
　　最著名的，恐怕就是上海白相人谈之色变的军天湖和白茅岭了，自从有了这两个农场，上海人常说的「送侬去提篮桥」，就变成了「让侬去白茅岭」。
　　而可能连南京人都不知道的是，在南京，还有一个上海的飞地，叫梅山铁矿，这里既是上海宝钢的矿石来源地之一，也是一个劳改农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歌星迟志强，就是在这个地方，写出了《铁窗泪》等一系列监狱歌曲。
　　而这些被上海人称为「域外监狱」的地方，为上海的安全和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难怪一位老领导要题词到：「申城多少平安夜，天湖几代守夜人」。
　　这些建在安徽的农场，也给当地带来了福利：当地能进入农场的人自动有了上海户口，第一批南下上海的安徽小保姆就来自宣城地区，而当年白茅岭监狱的跑马岗分场，则被改造成了一个亚洲最大的试车场，现在人们叫它「广德试车场」，却不知道这里原来的身份。
　　中国有座鲁西监狱
　　在计划经济、国家统购统销的环境下，监狱依靠财政拨款和生产创收，效益还是不错的，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国家拨款只有 60%-80%，仅能保证罪犯生活，监狱干警只能「自谋出路」。
　　北京的老狱警都会记得，为了挣出来经费，有人去龙潭湖卖过票，有人摆过摊卖袜子。
　　拮据的经费，也给监狱安全埋下了极大隐患。为了节约开支，有时候连高墙上的电网都不通电，胆大的罪犯瞅准时机，逃跑的事也不是一两次。
　　最恶劣的脱逃事件发生在 1994 年 2 月。因盗窃被判死缓的罪犯鹿宪洲，在夜班织毛衣时，溜出劳动现场，从监狱围墙与电网末端的空隙挤过，逃出监狱。
　　鹿宪洲脱逃隐匿两年后，三次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涉案金额达 190 余万元，成了轰动北京的大案。
　　这时候，在山东济宁，「里能模式」就出现了。1993 年，时任滕州武所屯生建煤矿办公室主任的曹务顺奉命筹建一处新煤矿里彦煤矿。煤矿实际投产后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煤质不理想、销售不乐观。
　　一次去北京出差时，曹务顺偶然听人说起为缓解北京用电紧张的局面，电力部已决定在周边兴建大型发电厂。于是他说动了上级，正式组建山东里彦电厂筹建处，将煤矿、电厂和监狱结合。
　　到了 2004 年，建厂 10 年时，以电、煤为核心的里能集团俨然成为一个资产总额 64 亿、拥有 2600 多员工的庞大企业。而从 1995 年的第一个鲁西监狱开始，在济宁地区有了 7 所省直监狱，建成了山东最大的罪犯改造基地，其中，就有和任城电厂在一起的任城监狱。
　　这种探索和建设，都被写进了纪实报告文学《中国有座鲁西监狱》，还拿到了鲁迅文学奖。
　　但令人尴尬的是，多年以后，报告文学的主角，已经成为副厅级干部的曹务顺，又回到了他最熟悉的环境。与以往不同，把一辈子心血付诸管理监狱的他，这次是因为贪污受贿，被自己创办的监狱管理。
　　Female drivers
　　五四时期，在北平入狱的陈独秀留下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研究室和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在旧世界，监狱是一个重要舞台，演出着不乏荒诞意味的政治穿越剧。其间登台的演员，角色倏忽变幻，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在新世界，监狱不但帮大家挡住了危险，也在在其中的人，有了一个回归善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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