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无可争议的一个奖，给酒精计划

　　文丨灰狼
　　《酒精计划》是继《巴贝特的盛宴》《征服者佩尔》《更好的世界》之后第四部斩获某外奖的丹麦影片。
　　《酒精计划》
　　《酒精计划》像一个「异类」，因为它看起来既不思考政治，也不带有其他影片的悲观情绪，甚至连酗酒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都被引向了积极正面的方向——这在美国电影里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从《失去的周末》到《大门》，酒精要么是家庭社会的撕裂因素，要么是毁灭个体的邪灵；就连《宿醉》系列这样荒腔走板的脱线喜剧，也仍要以吃一堑长一智的态度呼唤一颗清醒的头脑。
　　《宿醉》
　　清醒的头脑，自然是奖项鼓励的风向，它意味着对现实有一种精确的反应，因此就出现了种族、社群、女性议题泛滥的情形。奖项的庸俗化，就在于头脑清醒，它只知道电影艺术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却不认为高级的艺术并非对现实的反应，而是对复杂的文化状态做出深刻的重估。
　　正因如此，拉斯·冯·提尔的渎神行为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宏观的价值重估，而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实验则可以被视为一场微观的价值重估，它的前提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0.5‰，才能获得好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当社会太过清醒而极度教条化的时候，酒精就可能重新注入积极的秩序。
　　这也是为什么《酒精计划》的故事选择在教育机构中展开——既然清醒的头脑是教育的产物，重估的试验场就必须回归教育。
　　事实上，在这群教师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酒精实验的时候，他们的学生已经放肆地进行湖边赛跑了。换句话说，相比于学生的放肆痛饮，这些教师不仅是后知后觉的，而且是审慎的、计量的，中年人已经落在了年轻人的后头。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酒精能恢复教育的活力，或者恢复社会的活力。在历史课堂上，马丁拿罗斯福、丘吉尔和希特勒对照，言外之意就是清醒的头脑会通向罪恶和极权；在历史课堂上，彼得让学生们手拉手感知对方的声音，就能将脱衣舞娘式的声音转为灵魂的吟唱；在体育课堂上，汤米的醉酒后的呼喊，让人见人欺的近视男孩变成球场英雄；而在心理学考试中，一口烈酒能让紧张涣散的学生洞彻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原理。
　　这些现实教育中的奇迹，都可以视为酒精赋予的灵感——或者说新的秩序，它有助于打破旧的框架，创造崭新的感觉。在托马斯·温特伯格26岁的时候，他已经洞悉了其中的原理：Dogma 95就是一套极其严苛的实验条款，而《家宴》中疯狂晃动的手持摄影、忽高忽低的角度以及广角变形镜头，就无疑是醉汉视觉的变体——他正是借助于这样一套镜头语汇，开创了Dogma的典型风格。
　　《家宴》（1998）
　　然而无论对温特伯格还是冯·提尔来说，他们所注重的仍然是「主题」而非「风格」，DV美学或许只是权宜之计，而其背后的一套「酒精计划」，或者说一种美学乃至价值观的重估（这种重估承自卡尔·德莱叶和英格玛·伯格曼），才是斯堪的纳维亚电影的一贯精神传统。
　　《酒精计划》的主题是：酒精对于历史中的丹麦人，是一种怎样的媒介。为什么古老的维京人会变成中年的犬儒、丧失社会情感的废柴以及自我约束的保守主义者？而在美国化（全球化）的时代，丹麦这个国家又该何去何从？
　　片中有三段学生合唱：音乐教室的《我出生在丹麦》、教堂里的《有一处好地方》（丹麦国歌）以及毕业时的《在寒冷中休憩》像一根隐线串联着丹麦的历史。按照人们对丹麦人的理解，这些维京人的后裔应该像俄国人那样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但吊诡的是，今时今日的丹麦人已经变成了在酒吧里低头细抿、精确计量，能够绝对守住自己酒量底线的绝对头脑清醒者。
　　绝对清醒，就是西欧化、美国化、理性化、计量化，这是西方文明和发达国家的走向（就这一点来说丹麦人和俄国人已经泾渭分明），也构成了丹麦乃至丹麦人的危机（这也是为何关于这个国家的歌曲一直被吟唱）。
　　似乎就连温特伯格本人，也经历过片中四位主角的中年历程——他在拍完《家宴》后移师好莱坞，从《爱情疑云》到《远离尘嚣》，他不仅接受了类型电影，也放弃了生猛的手持镜头。
　　这一时段的温特伯格灵光尽失，所执导的外语片皆为平庸之作，只有到了母语电影，尤其是2012年的《狩猎》中，这种主题上的生命力才得以复活。
　　《狩猎》（2012）
　　《狩猎》可以视为《圣女贞德蒙难记》的现代重演，这种悲剧是由整个小镇的「绝对头脑清醒」所造成的。在这部影片中，清醒意味着相信小女孩的证词、相信舆论的真实以及相信坏人必须被清理，这很容易导向纳粹式的思维，就如《家宴》中的家庭本身就存在一种纳粹暴力（包括宴席上小儿子一唱种族主义歌曲就能一呼百应）。
　　相反，《酒精计划》中的行动，则是试图用酒精消除这种现世的头脑清醒，并恢复人的绝对感知力。醉酒狂徒所言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这个道理。
　　「酒精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将血液内的酒精浓度维持在0.5‰，即所谓的激活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将浓度控制在个人状态的最佳值（对马丁是1.2‰），是全面爆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将摄入量放到最大值（对汤米来说是1.28‰），是失控的阶段。
　　这一无心插柳、循序渐进乃至一发不可收的校园社会学实验，似乎可以和2008年的德国电影《浪潮》进行横向对比。后者同样是一个重估现代文化的题材，意在验证纳粹精神在文明时代仍然萦绕不绝，但在具体的处理上，它显得单线条且粗暴无比，结尾也不免落入了俗套。
　　《浪潮》（2008）
　　但《酒精计划》中的主题和叙事构思更为学理化，酒精计划的三个阶段呼应着克尔凯郭尔的人生三阶段：感性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感性阶段是向外追逐的享乐阶段，伦理阶段是向内要求的内省阶段，而宗教阶段则是自我皈依的虔诚阶段。
　　在跨越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人唯有借助「信仰的飞跃」（leap of faith）才能完成，而这「一跃」就被诠释为片中酒精浓度的激增。事实上，当酒精度到达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人的行动就有了宗教的意义。
　　在最典型的一个段落中，四个醉汉因为没有在超市里买到新鲜的鳕鱼，就集体跑到码头上抓鳕鱼——这一行动、这一情景，从某种程度上于无意识之中恢复了维京人的渔猎传统。
　　在这场捕捞的最后，汤米跳进了海中（第一次信仰之跃），成为第一个具有宗教意义的人，随后是酒吧里的狂欢，早已残废的维京人似乎醒了过来，开始融入远古部落式的沸腾文化之中。
　　很多观众会质疑之后的故事发展：酗酒的糟糕后果、狼狈的处境、家庭关系的再度破解等等。如果故事止于此，那么它无疑只能算是一个俗套劣质的说教电影，但奇妙的是，后来的剧情毫无征兆地走出了酗酒题材的俗套。
　　这里的转折仍然发生在汤米身上，当他一个人喝醉酒，扔掉救生衣出海的时候，就是一个宗教献祭的过程——镜头中的船自右向左行驶，也宣告了他的宿命，或者说，是他通过自己的纵身一跃，直达了酒神的国度。
　　汤米的死不同于《浪潮》中蒂姆之死，蒂姆是被法西斯主义洗脑的忠仆，他的死是为了敲响历史警钟；而汤米似乎成了他所在的那个群体的守护神，几个人各自的家庭问题也都迎刃而解：尼古拉和家人建立起新的关系，彼得有了自己的约会对象，马丁也和妻子破镜重圆。这种恍如神迹的庇佑，似乎暗示着一群人、一个国家能够从头脑清醒的现代萎靡中解放出来，重返古代部落化的光辉。
　　这也是为何三人在酒吧坐定的时候，学生们的毕业花车突然驶来，这些年轻人戴着整齐的海军帽，犹如千年之前的海盗祖先，肆意飞扬。他们放空一切、大口喝酒，他们的合唱，仿佛是先给狄奥尼索斯的赞美诗。
　　也在这忽然之间，马丁的双脚也情不自禁融入了狄奥尼索斯的舞步，这是一种降临、一种化身。当他坐定凝望，镜头中的小船再次驶过，不是从右向左，而是从左向右，献祭已经完成，此时应是重生。
　　麦斯·米克尔森的舞步让观众如痴如醉，事实上他本人便是一位专业的舞者出身，这种自由式舞蹈是团体操的反面，后者需要清醒的头脑来完成整齐划一的动作，而前者则需要放空所有的头脑来展现完整的自我。随后，他飞身一跃，这一跃，跃向了绝对的宗教阶段，也赋予这场戏绝对的宗教意义。
　　以此回溯，酒精计划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校园社会实验（如《浪潮》），而是一种跨越人生三阶段的加量飞跃过程，是告别清醒头脑走向热切自我的过程，是告别西方化而回归历史记忆的过程，是以身体血液来对抗畸形现代化的过程。这种个性和风采，连今天的德国人都不具备了，似乎已是北欧独有。
　　正因如此，《酒精计划》堪称去年的珍稀之物，也同样是这个头脑冷静之另类疫病时代的一剂潜在的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