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便是悲剧;幸福的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便是喜剧。这多是无聊文人猎取人心的手段。人生在世,幸与不幸往往交织纵横,不可能天天都是厄运缠身;更不可能天天都是喜事连连。如果真是这样,时间久了,天大的悲剧亦或天大的喜剧,也会变得平淡无奇,不足为道。正如一个落魄的人去问一个算命先生:自己为何总是霉运缠身,何时才是出头之日?算命先生说:"头十年你会很穷。"落魄者问:"后十年呢?"算命先生说:"后十年你还是很穷。"落魄者又问:"再后十年呢?"算命先生说:"再后十年吗,穷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聊斋》中好像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位穷书生穷得实在没有办法,一天夜里去邻居家行窃,当时主人并没有发现,他后来由于惊吓过度,忧惧而死。邻居们知道以后,表示一声叹息也就罢了。蒲公最后还作了这样的总结:当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位穷人时,你平时可能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只是在他因贫困而死的时候,你才会很感慨地说上一句:"某某某真可怜!"其他的话你再也不会说了。而他活着时,谁也不会去帮他一把。这就是我们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人世间的事情也多是如此,所谓司空见惯,天大的不幸到了最后也多归于尘土,但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 凡夫俗子大多在为生活而绞尽脑汁,日夜奔波。或为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这本无所谓善,无所谓恶。面对利益,我们中的很多人会把动物的原始本能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毕竟生存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要务。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活的很不容易,文人们之所以把善人写的很善,恶人写的很恶,主要是为了迎合普通人爱憎分明的理想心态。亦如曹操的恶,刘备的善,完全与历史不符,而看客们却津津乐道。文人们为了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总是把好多人、好多事从中串缀,使之更加完善,更加生动,结果却把真实的生活给扭曲了,可能会误导人心。 在我四十余年的人生中,可以说经历颇多,坐下来细想一下,多平淡无奇,不足矣惊天地,涕鬼神。但真实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自己也明白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不会有人感兴趣,空自浪费时间,浪费笔墨。有时也很想细细琢磨,细细加工一番,又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故不敢动笔。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自己的事情再大,在别人的眼里也是小事,相应的,别人的事情再大,在自己的眼里也大不了多少。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多是在大与小之间产生的,在这些矛盾与冲突之间,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类的欲望在作祟。所以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攘攘皆为利往。自古至今,皆是如此。有了利益就会有矛盾,有了矛盾就要去解决矛盾,历史也就随之一步一步地前进。 这里再浅说一下文学吧,文学可分为虚构和纪实,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虚构是建立在纪实之上的,这个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下纪实,这是我个人的喜好。纪实说白了就是真人真事,记录大人大事的叫正史,可登大雅之堂。不过也很片面,不能反映几千年来的市井生活。而真实反映市井生活的记录只能算是野史,登不了大雅之堂。要是细细读来也有趣,可以看到凡夫俗子的真实生活。时下写普通人真实生活的东西很多,不过多是一片一片串缀而成的,大有虚构之嫌。若是真的把真实的生活写出来,只能算是日记或记事,乱七八糟的,算不上文学作品。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后来也曾想把善的归善的,恶的归恶的,市侩的归市侩的,恶泼的归恶泼的、等等。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把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事集中几个人身上,难度实在太大,因为我的所见所闻,根本就没有绝对善或绝对恶的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这些善或恶强加到某一个人的身上,也的确非我所欲,不如就以日记的形式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大人物的生平称为传记,小人物的生平不知道如何称呼,小人物的事迹本来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也就是时下流行的一个词汇------糗事。很多人的糗事集中到一起可能就是文学上的一个词汇——杂记,说白了就是大杂烩。对世人而言,如果把一锅大杂烩端上餐桌,斯文体面的人怕是连看也不会看上一眼,芸芸众生却吃得津津有味。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下箸,一些文人便会动心思把大杂烩里的菜一样一样地拿筷子挑出来,并且很细心地摆放到盘子里,然后再端上餐桌,于是所有的人都能吃上一口。这便是所谓的小说、诗歌、散文、杂文、传记等等了。你单吃一种,可能会营养不良,如果全吃,用粗俗一点的话讲,再丰盛的晚餐吃到肚里,到了最后还是一锅大杂烩。只是有些人假斯文,不愿意说穿罢了。所以说会欣赏生活,体会生活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这跟他们有没有知识没有关系。知识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些人认为自己上了几年学,看了几本书,就是文化人了,这是很明显的自我自大和意识的狭隘。曾听说过大学研究生被文盲给骗卖了还要帮人数钱的事,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骗子一直吃的是大杂烩,而研究生吃的却是加工过的东西,有点先天不足。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一锅大杂烩原封不动地端给你,你想吃什么自己拿筷子捞好了。 我是1968年出生的人,那是一个饥饿而狂热的年代。我不是神童,不可能生下来就记事儿,不过我的名字可以证明一切——卫东,也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意思。一切与毛主席的神圣指示相违背的,都要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并踏上一脚,使其永远不得翻身。就是两千年前的孔老夫子也不放过,他是广大的劳苦大众几千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始作佣者,更要坚决地批、彻底地批。连那些历朝历代为孔老夫子歌功颂德的石碑都要砸烂砸毁。后来我去曲阜的孔庙看过,那些石碑多是断成了两节三节,也有碎成七八块的,好歹都用水泥粘上了,看来当时砸的还是不彻底。 连两千年前的孔老夫子都不能幸免,我爷爷就更躲不过去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也不知道是什么季节,更不知道自己是几岁,反正记不清了,至于是跟在谁的屁股后面跑到大街上去的,那就更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人一手拿着一个大铁皮喇叭,一手牵着一个绳头,他一路走一路喊。我只记住了一句什么阶级斗争,后面的什么地主分子,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我都没有记住,因为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我眼睛盯着的是那条绳子向后延伸着串联起来的一群人,那绳子都套在他们的左手手腕上,有十几个人,脑袋上都顶着用白纸糊的又高又尖的高帽子,上面还写着字。他们有的低着头,有的面无表情。我还真发现一个人一直面带微笑,还不时地和两边的熟人打招呼,他脑袋上的白帽子也是最高的,几乎顶到天上去了。两边的人都指着他的高帽子嘻嘻哈哈地笑,我只是好奇,别人笑我也跟着笑,忽然我笑不出来了,在绳子的尽头,我看到了爷爷。他没有被绳子套着,脑袋上也没有戴着高帽子,只是跟在后面,当时爷爷五十多岁,又高又瘦,胡子拉碴的。从我面前过去时一下子看到了我,爷爷愣了一下,冲我轻轻挥了一下手说:"快点回家。"然后就走了过去。我吓得赶紧往后躲,后面也都是看热闹的人。爷爷的后面还跟着几个带红袖箍的年轻人,有两个还边走边叽叽啦啦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旁边有人说他们是上海下放来的知识青年,那时我才明白,原来上海人和我们说话是不一样的。 晚上,我第一次见到母亲和父亲争吵。对他们而言,不知道是多少次了,在我的记忆里是第一次。母亲边抹眼泪边说:"这大腊月的,街上的人那么多,你看丢人不丢人,这又不是咱家的错,你爹偷偷地把房子给人家换了,活的换成了死的,结果吃了人家的亏,上了人家的当,还要让咱家的人进学习班,去游街,丢人现眼的,你咋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句话千死万难的,这个柴本福坏心眼多的很,他不得好死。"父亲坐在矮凳上轻声地说了一句:"我打过招呼了,是他自己跟出去的。"母亲气愤地说:"那是你爹,丢的上你家的人,偷偷地把约也写好了,现在想要也要不回来了,老的没有本事,小的也没有本事,一家人尽干些吃里扒外的事。快睡去,你个小鬼娃子!" 母亲的最后一句是骂我的,吓得我赶紧往被窝里钻。接着就是母亲一直说,父亲一直默默地听。母亲当时好像还挺着大肚子,记不清了,渐渐地我也睡着了。后来才知道父亲的确给革委会的打过招呼,人家也答应了,并没有为难爷爷,游街的时候也没有点爷爷的名,没有给他戴高帽,也没有给他栓绳,也许是爷爷一个人在学习班里感到太寂寞,就自己跟上了,人家也没有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