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古文观止读书笔记（189）

　　相州昼锦堂记（欧阳修）二
　　许多人一直夸赞韩琦＂片纸落去四宰执＂的酣畅，依我看，明刀明枪，直来直去，技术含量太低，这正是韩琦政治生涯里最稚嫩的一次。
　　宝元元年（1038年），各处灾异频发，流民四起。而当时的领导班子里，一同执政的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毫无作为。韩琦接连上疏，直指四人庸碌不作为，痛陈照此下去，大宋八十年基业＂坐付庸臣恣意毁坏＂。结果四人同时免职，这就是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
　　韩琦直言敢谏没毛病，因为当时他本身就是右司谏，就是干这个活儿的。但如果说仅凭他一封奏折就把四个中枢大员，核心高管一窝儿端，未免夸大其词。
　　余皆不论，单说宰相王随，这王随绝对是个好人，但他未必是个合格的宰相。首先，他一心信奉佛教，并且很有心得，撰写过好几篇颇有禅机的＂传灯＂之类的佛教专著，心性恬淡，根本不适合承担这个日理万机的岗位；其次王随一共当宰相一年，抛开合格与否不说，从年龄到身体状况，都不允许他担任此职，就在刚说的举国自然灾害的时候，王随还处在身体不好，皇帝不得不特批他五日上一次朝的半病退状态；最后，从工作业绩上看，王随这一年里也确实没有什么作为。
　　也就是说，没有韩琦的《丞弻之任未得其人奏》，这四个人也一样做不长久，韩琦的奏章只是恰逢其时罢了。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因为一封＂实名举报＂信就把一个宰相，三个辅臣给免了？
　　公元1038年左右，北宋一百来年的国家机制，已经显现出诸多时弊，＂贿赂公行＂，＂因缘请托＂，＂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正是因为官场的这些腐败不合理现状，才会产生后期的＂庆历新政＂。
　　这一时期，韩琦的谏言还是＂切而不迂＂，很有实际价值的。
　　西北御夏之后，开始＂庆历新政＂，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等都是改革主将，由于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新政的主要人物最后全部被逐出权力中心，改革以失败告终。
　　宋仁宗体弱多病，没有子嗣。嘉祐元年（1056年），韩琦47岁，已经是一个官场老油条了。这一年下半年，他由三司使（财政部长）转拜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了。由于皇帝的身体状况，他的继承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宋仁宗迟迟不立嗣，有他期待自己后宫能否有一个妃嫔给他生个皇种的成分，但始终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眼看宋仁宗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在韩琦的再三苦劝下，宋仁宗同意立自己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为皇太子，赐名赵曙，是为后来的宋英宗。
　　以我升斗小民的思维，宋英宗内心肯定是感激韩琦的。新皇帝继位以后，他对韩琦还能差的了吗？
　　宋英宗时代，韩琦也是的确站在皇帝的角度做了几件事，这自然巩固了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崇地位。
　　宋英宗继位之初，突患暴病，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由于宦官挑唆，两宫罅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韩琦、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从中劝解。从他们往来谈话中，确实可以看出皇帝和太后关系不咋地，韩琦所做的，就是也就是在中间和稀泥，在他们的劝说下，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等到宋英宗病愈，曹氏仍然不太愿意归政，韩琦极力劝说催促，太后方才撤帘，还政给赵曙。赵曙理朝，立刻授韩琦尚书右仆射（文昌右相），次年又进封魏国公。
　　韩琦在皇帝面前会办事，还体现在宋英宗亲生父亲名分处理上。
　　宋英宗的亲生父亲不是宋仁宗，而是濮王赵允让。当儿子的，当然希望为自己生父正名，尊为皇考，但实事求是来讲，宋仁宗先认的过继子，然后才立的太子继承人，说先帝是皇考也名正言顺。
　　关于这场争论持续了十八个月，韩琦肯定是站在宋英宗角度考虑，最后折中处理，基本上不了了之。
　　宋仁宗、宋英宗驾崩，韩琦都是＂山陵使＂，属于大礼五使之一，一力掌管皇帝的丧葬之事，可见说话之力度。
　　等到宋神宗继位，韩琦已经60来岁，十年宰执，日暮途穷的年龄，加上神宗期间王安石变法，韩琦的境况显然今不如昔，他自己反对变法却难挽大局，加上墙倒众人推，押班事件使他有些心灰意冷，终于在65岁屡次上表请求致仕，虽然神宗未准，却年龄不饶，三年后去世。
　　韩琦一生，总得来说堪称＂贤相＂，是北宋跨越三朝的一个无可厚非又算波澜不惊的和平时期的宰相，他尽量维持自己的尺度，一步一步平平稳稳地往前走，不知不觉就走到权力的最高峰。
　　汪精卫有句诗＂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意思是我也不知怎么走的，一边走一边东顾西看，不知不觉竟登上了山顶！
　　如果不出现什么大闪失，推着干也有可能修成正果。
　　时耶？命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