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为中国做的7件大好事，件件实在，关系到中国后续发展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他当政时间并不算长，国际上的名气远没有他之前的斯大林和他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大。
　　但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国的交往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苏两国公认的蜜月期是1954年至1958年，这正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
　　1954年新中国国庆，赫鲁晓夫带领代表团访华，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也由此开启中苏两国历史上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
　　正是在这段时间，苏联援助中国的大量工业项目得以上马，为新中国建设工业体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大量援助项目中途搁置，但这些项目给中国带来的帮助还是不容抹杀的。
　　后人有总结过赫鲁晓夫为中国做过的七件好事，他们分别是：
　　援助中国大量工业项目、交还四个中苏合营公司股份、帮助中国培养原子能技术人才、归还旅顺口海军基地、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调整人民币和卢布的比值、提供粮食和食糖援助。
　　赫鲁晓夫与新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赫鲁晓夫第一次和新中国的领导核心们打交道，应当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首次访问苏联期间。
　　此时的赫鲁晓夫已经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同时还担任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深受斯大林的信任，但在苏联的高级领导层中，他的资历并不算深，因此他平日里也十分低调，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首的中国领导层代表团并没有过多的接触。
　　在1950年1月21日，正值创立苏联的第一代功勋核心列宁同志逝世26周年，苏联领袖斯大林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来自中国的领导同志们，宴会上，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苏联高层领导们都非常活跃，不断主动和中国领导人们攀谈敬酒，气氛十分融洽。
　　毛主席向来很少喝酒，宴会上的回敬就由周恩来负责，此时的赫鲁晓夫在苏共核心层中排位并不靠前，因此他只默默坐在偏远的位置上，只跟周恩来礼节性的敬了一次酒，他也没有和毛主席或周恩来进行任何其他交流。
　　在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赫鲁晓夫还根本不具备苏联领袖接班人的地位，低调的他和中国领导人也没有产生什么交集，此时的大家，都不会想到赫鲁晓夫日后会以苏联领导人的身份，成为中苏两国交往蜜月期的重要推动者。
　　苏联领袖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去世，中国马上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当时担任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的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和周恩来有过一次接触。
　　当时的赫鲁晓夫离苏联权力核心的最高宝座已经十分接近了，但在苏联党内还有着一些不同意见，马林科夫就接替了斯大林在苏联部长会议中的职务，看上去赫鲁晓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次书记的职务，依然还存在着变数。
　　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敏锐的意识到了苏联高层内部的分歧，因此虽然在斯大林的葬礼上，赫鲁晓夫俨然以苏联最高领袖的地位自居，但周恩来也没有和过多他攀谈，只是礼貌且不失尊重的向赫鲁晓夫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斯大林去世的哀悼。
　　赫鲁晓夫和中国领导人进行实质性的深度交往，要到1954年了，此时赫鲁晓夫已经在1953年9月15日开始担任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马尔科夫通过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牢牢把握着苏联政府的领导权，两人在各个层面争夺者苏联的最高领导权。
　　对此时的赫鲁晓夫来说，能获得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大国—中国的支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1954年，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商讨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问题，为了和苏联达成一致，周恩来先前往莫斯科，和苏方商议共同的立场。
　　在这次莫斯科之行中，赫鲁晓夫终于有机会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深入全面的接触，他和周恩来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周恩来回国前的晚宴上，两人共饮伏特加。
　　酒至半酣，曾长期在乌克兰生活的赫鲁晓夫高兴得挑起了拿手的乌克兰民族舞蹈，周恩来也开心得频频举杯，最终酒量惊人的周总理还难得的喝醉了一次。
　　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为日内瓦会议上的议题做准备之外，周恩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敦促苏联方面尽快兑现早已承诺好的援助项目，及早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
　　在交流中，赫鲁晓夫对中方的要求一口答应，他当场找来了负责中国援助项目的苏联同志，一项一项的询问具体进度和遇到的困难，并要求尽快解决所有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援助中国的步伐。
　　在周恩来回国之后，赫鲁晓夫还专程向毛主席致信，表示一定会尽快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建设，他同时还主动提出要增加一些新的援助项目。
　　赫鲁晓夫访华
　　1954年的10月1日，是新中国建立五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共领导人决定进行隆重的庆祝。
　　在新中国五周年庆典的前夕，赫鲁晓夫在苏联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会上，赫鲁晓夫不顾部分苏联高层同志的反对，拍板敲定了一批新的对中国援助项目，这次会议还决定组成以赫鲁晓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出席新中国的国庆庆典。
　　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中国，对一直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来说，无疑有着特殊的含义，赫鲁晓夫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此高调的表达对中国的支持，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考量。
　　除了在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中，赫鲁晓夫需要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支持外，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的情况，也让苏联需要打造牢不可破的苏中关系。
　　此时苏联国内的形势并不乐观，斯大林去世的余波尚未消散，苏联国内的基本消费品改革政策又失败了，对苏联国内的基础民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国际上，在美国的支持下，欧洲形成了发对苏联的联盟，让苏联在东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无疑需要和中国建立起互惠互信的联盟关系，让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色的中国承担起美国施加在亚洲的军事压力，这样苏联在东线，就可以缓一口气。
　　苏联的重工业基础十分发达，对新中国进行工业援助，付出的成本是苏联可以承受的，而同时还能换来中国大量的矿产品和廉价农产品，对改善苏联国内的民生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因此，赫鲁晓夫在1954年的访华，确实是抱着对中国的极大诚意而来，在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带领苏联代表团来到了中国，他也给中国人民送来了一份丰厚的礼包，后人总结的赫鲁晓夫为中国做得七件大好事，大部分也都是此次访华敲定的。
　　赫鲁晓夫为中国做得七件好事
　　新中国建立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就是工业项目方面的援助，赫鲁晓夫访华，首先表示的也是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支持。
　　在国庆晚宴上，赫鲁晓夫在致辞上就当众宣布，苏联将为实现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给予广泛的援助。
　　1954 年 10 月 12 日，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 15 项中国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议规定的 141 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苏联补充供应的设备总值在 4 亿卢布以上）的议定书。
　　从此之后，中国的工业建设就在苏联的支持下进入快车道，据后人统计，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承诺援助中国大型工业项目50项，而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累计援助中国的工业建设项目还不止在他访华之后中苏签署的议定书范围，总共达到了286项。
　　虽然随着后来中苏关系的恶化，很多项目没有完成最终建设，但还是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苏联撤退专家时，大型企业已经建成的有120项，基本交完设备的29项，共149项，这些企业大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工业骨干。
　　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把四个中苏合营的公司的苏联方面股份悉数移交给了中国，而这四个公司是：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大连中苏建造和修理轮船公司。
　　除了这两个大礼包以外，赫鲁晓夫为中国人民送上的另外两份礼物，则跟原子能的开发利用和旅顺口海军基地有关。
　　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曾提出要借助苏联的技术力量，在短期内攻克核武器的技术难关，让新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样才不用一直在美国的核威慑阴影下生存。
　　但对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赫鲁晓夫并没有松口，他只是表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就是所有同盟国家的核后盾，中国没必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同时赫鲁晓夫也认为，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没有研发核武器的条件和基础。
　　在核武器这个话题上，赫鲁晓夫的回应依然带有苏联一向以来高高在上的态度，将国家安全的命脉寄托在苏联的保护上，无疑也是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
　　因此高瞻远瞩的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们，并没有跟他过多争论，而是依然按我们自己的步伐和节奏抓紧研发属于中国的核武器。
　　虽然在核武器的研发上没有提供支持，但为了表达善意，赫鲁晓夫还是表示苏联可以派出专家，帮助支持中国和平开发和利用核能，他提出可以促成中国建立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帮助中国培训原子能方面的技术人才。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同样撤回了原子能开发利用方面的专家，但不能否认的是，苏联援建的原子反应堆在培养我国核工业人才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中国国土上的海军基地，一直在苏联人的手中，关于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也十分爽快，他同意苏联海军将尽快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
　　中苏两国就此发表《联合公报》，表示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决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
　　撤退和移交工作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苏军实际上在5月25日撤退完毕。
　　中苏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时，斯大林迫使我国签订了一项秘密的《补充协定》。
　　《补充协定》中明确规定了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以及我国境内的东北与新疆地区，是不能让外国人租让的，并且不允许除了中苏两国以外的第三国介入其中，包括创办企业、投资等等社会行为。
　　这个秘密补充协定给予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超过任何其他第三国的待遇，对中国十分不公平，为此中国领导人多次向苏联表达了这个协定的不满。
　　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就暗示可以考虑放弃该《协定》。
　　1956年5月10日，苏联政府就表态建议废除，在同年5月29日，中国政府表示同意。
　　这也是赫鲁晓夫给中国人民做的好事之一。
　　在1954年访华之后，赫鲁晓夫在任期间还有两件决策，对中国人民有着一定的好处。
　　一个是改变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
　　1956年中苏签订协定，将人民币和卢布的实际比价改为一比六，即1元人民币相当于6个卢布，这个比价同人民币和卢布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大体相符，苏方还补偿了中方以往贸易结算中因货币比值调整而增加的9910万旧卢布。
　　还有一个就是援助粮食和食糖，在中国建设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 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表示 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这也是对中国有着实质性好处的援助。
　　参考
　　《1954年苏联对华援助15项工业企业项目之缘起问题的再探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12月
　　《推动中苏进入＂蜜月期＂——1954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几次接触会面》，《党史纵览》，2011年7月
　　《赫鲁晓夫为中国做的七件好事》，《党史纵横》，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