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的历史发展上，浅析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转型

　　文/阿瑶说史
　　编辑/阿瑶说史前言
　　在近代以前，江南的城镇是周边农村的集市、祭祀活动的中心，城市的政治地位不属于国家的行政体系，城市的经营还依靠民间的绅士、商会等。
　　从总体上看，城镇及其周边村庄没有完全的行政关系。
　　宋朝时，各地都设立了监察使，以收税，维护周边村庄的治安。
　　但是，它并未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确立乡镇的自治权，＂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是不存在的，基本没有地方和地方。＂
　　民国以后，地方政府的成立，使乡镇与农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区是乡镇与乡镇之间的一个中介机构，它位于城镇，它的政治地位和制度是正规的，它在政治上也是有权限的。
　　城市的政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它的文化和经济地位。同时，现代农村经济的衰落也对江南农村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传统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从江南的历史发展上，浅析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转型传统城镇与农村＂乡脚＂的关系
　　市与镇最初是不同的地理单元，城市是一个集市，是农村商品的集散地。
　　在北宋以前，镇就是全国军队的驻地，市与镇之间有着严格的差别。
　　然而，北宋以后，镇的作用逐渐减弱，城镇的商业地位也随之提高，＂百姓不能聚居，而有赋税，则为镇，或由官员监督。＂
　　市与镇的职能是相通的，都是以集市和农村人口为主，虽然镇也有官员收税，但总体而言，江南城镇与周边村庄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从南北朝开始，村子的政治结构就一直保持着固定的状态，乡里的权力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不管是王安石的护甲制，还是明朝的甲胄制度，都是建立在自然村之上的。＂
　　农村和城镇在全国县级以下乡一都一图的行政序列中是并行的，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辐射式分区。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格局发生了一些改变。
　　江南自宋朝开始大规模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明朝，由于人与地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传统的稻作农业地位被撼动，为了解决土地短缺，人们开始发展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乡村的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城市中的手工业也变得更加繁荣，城市中的大量劳动力被城市吸纳，以满足手工业和商业的需要，江南的城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
　　城镇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周边村庄的＂乡脚＂对其所依附的程度越来越高。
　　＂每个蜂巢都围绕着一座城市，从它的四面八方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有的地方是水道，有的地方是六个村庄，然后又是十二个村庄。在十八个村庄中，每个村庄大约有七十五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有五个人。所有的村庄都离市镇不到两英里五，他们可以用一根木棍，一辆手推车，一匹骡子，一天就可以轻松地往返。乡里的农民，镇上的老板，工匠，地主，寺庙里的和尚和其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大约一千五百多人的社会。＂
　　江南地区作为农村经济中心的地位，在近代城市工业的发展下，更是得到了巩固。
　　传统城镇仅仅是市场交易、加工和出口的枢纽和港口，而真正的生产和原材料都在农村。
　　棉织、丝织等所需要的原材料均来自周边农村，直到民国，这样的经济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一点上，乡村并不只是一个城市的附庸，它的繁荣与它的根基是分不开的。
　　城镇在获得乡村经济的优势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文化、祭祀中心，乡镇与乡村的乡村庙宇之间的关系。
　　江南城市在明末清初，逐渐出现现镇、城隍庙。城隍庙原本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祭祀场所。
　　＂在明末清初之后，镇城隍庙陆续在江南的几个大城市中出现。＂这一现象折射出江南城市经济的膨胀，为城市的下位、乡村的上位而奋斗的结果。
　　＂城隍庙从原来的县级以上城市发展到下层的城市＂，其根本原因在于商品化，城市的发展，使江南的城市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城市。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江南的城隍之神，也就是所谓的＂城市守护者＂，而不是＂自立＂，而是＂城隍爷＂的概念，而不是＂城隍＂的存在，而是将自己置于一州一府一郡的底层。＂＂解钱粮＂的习俗，一方面表明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一习惯的背后，很有可能也是经济的原因。
　　由于城市在这个时候起到了市场的作用，是农村商品的主要销售渠道，农村的人对城市有一种经济上的需要，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内在的倾向。
　　与此同时，城镇中的商人们也以此方式来稳固自己的乡村，以确保自己的经济地位。而现代社会中的贵族，在城市中生活，更是加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民国时期市镇的政治地位对城市功能和地位的强化
　　晚清以后，中国县以下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城市管理的中心。
　　清朝末年实行的城市和乡村自治，以城市为中心，以周边村庄为主要行政单元。
　　在市镇内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行政机关，它对附近的村庄实行行政等管理功能，建立了一个城市的行政单位。
　　民国时期实行的区乡制度，使地方政府最后变成了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机关的地方。1929年，国民党政府发布了《县组织法》，其中规定：
　　＂各县根据户籍情况，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二十到五十个乡组成。百户以上的村庄为乡，不足百户的村，则合并为一个村。百户以上的街市，称为镇，而不满百户的，则称为镇。＂区是县与乡之间的中介机构。区公所必须设在地区的中央或交通方便之处，成为某一地区的社区中心，成为区公所的首选，区公所的行政工作是由各个县委派机关和区公所机关进行，区乡公所代替了士绅、商会，成为城市公共事业的重要力量。＂区、镇公所在县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下，负责编制预算，筹集和调拨资金，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30年代，吴江各镇举凡修路、筑桥、疏浚河道、兴建菜场、公园、公墓、改善城镇卫生、加强疫病防治、设置垃圾箱、整理市容、改善消防、兴建体育场、图书馆等等事项，无不由区、镇公所代表的国家力量主持进行。＂
　　地方政府的成立，是为了加强对农村的管理，城市中的许多地方政府的成立，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农村的直接控制力，城市成为了国家行政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农村社会的近代化，要求国家投入巨大，而在我国的有限的投入者中，行政单位的政治地位，将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在地方建设上的投入，也正因如此，当政府成立区公署时，各个城市之间就产生了冲突。
　　＂乡村为争取一个地区或地区政府所而进行的斗争，其目标已经不再是地区政治中心，而是通过取得地区政治中心的位置，从而实现国家政治体制安排的潜在的社会资源分配。＂
　　区议会的成立，赋予了它合法的政治地位，并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乡村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是由国家政权管理体制形成的，从而形成了地方的行政中心。
　　区政权的建立，首先是吸引了大批的贵族和其他的人，这些人来自农村，他们被城市的政治中心所吸引，加入了政府机构，或者从事律师、教师等职业。
　　＂那些本该在当地发挥领袖作用的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腐蚀和冲刷，产生了这些东西，腐蚀了中国的基层。＂
　　农村的文化和城市的文化中心的位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国时期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与现代工业的关系
　　近代以来，尤其是在民国成立以后，江南地区出现了许多现代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对城市与农村的传统关系在管理以外的其它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在现代交通、工业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江南地区的发展，在晚清民国期间又出现了一个高潮，这是因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城镇中出现了大批的工厂。
　　一战后，江南最发达的棉纺、丝绸等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一九二七年左右，常熟城里各乡镇办了不下三万个工厂，拥有七千三百多个织机。到了一九三七年，各地的布厂已经超过一百个。
　　1937年，江阴地区的布厂已达134家。城市机械工业的发展使生产领域更加广泛。
　　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对传统的农村手工作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机械工业所需要的大批劳力，从农村迁至市镇，吴江县开弦弓村＂一九三五年，在无锡的同心丝厂工作的16-25岁妇女32人。
　　全村16~25岁妇女共106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在村子外面的工厂里工作的。＂1929年，苏南26个县城的470万农民中，有1765,000名剩余劳动力。
　　农村剩余人口大量涌入城镇，以求生存，加快城镇发展的速度，从而使得城镇对农村的经济优势更为突出。
　　现代城镇工业的发展，对于农村来说，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它的确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但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会因为国际市场的变化而变得更加的脆弱。这一点从1930年代以后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江南农村地区遭受重创，以棉、丝出口为主的传统城市经济遭受重创，严重衰退。＂
　　在近代，江南的很多村镇，都是在这样的经济职能下，得以进一步发展和专业化，强化了乡村中心的地位。 在江南地区市场系统中，乡镇市场的作用是承上启下的，它要把各个市场中相对独立的、分散的经济组织连接起来，使江南地区的市场成为一个整体。＂
　　职业城镇的衰落，使得周边村庄寻找新的经济支撑点，而＂乡脚＂的经济导向关系也将随之改变。城镇在农村和市场中的角色是双向的：农村是城市的原材料，城镇是销售渠道；由于西部的工业产品大量倾销，城市再次沦为了廉价的货物。
　　近代运输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城镇与农村的关系。
　　江南一带，水路发达，以船为交通工具，农夫到市镇，都是早上从乡下乘船来镇，赶得上早市或中市，下午再回家乡。＂如果两个小镇之间的距离是6公里，那么，四乡的农民和邻近的城镇之间的距离就是三公里。＂
　　根据费孝通在1930年代所作的一项研究：船只的航行速度为1.6公里/小时，而船只最多只能航行5英里。那时，农村的活动半径超过了8公里，这已经超出了以前的城镇所能覆盖的范围。在这种区域内，城市对＂乡脚＂的吸引力应当是有竞争的。
　　民国时期，铁路、公路的修建，使得农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展，城市间的竞争，也影响着城市的传统区域经济。
　　在开弦弓村，＂该村还向盛泽镇提供大批生丝给村东12公里的丝绸产业，并有一艘直达返此镇的轮船。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在一天内来回，班次也不固定，因此只负责销售。10多年以来，这艘船一直在停泊，是因为我们的丝绸产业的没落，也是因为我们村子里的丝绸生产的改革。＂
　　由于交通不便，开弦弓村失去了对开弦弓村的吸引力，现代运输发展后，开弦弓村的丝绸直接供给上海的丝绸工厂，因此，盛泽的丝绸产业在这场竞争中逐渐没落，它对开弦弓村的辐射效应也随之消失。
　　现代社会的现代化，使得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与城镇比较，城镇对农村的吸引力有显著的不利影响。
　　城市不仅是农村的经济中心，更是农村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窗口，是江南农村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论
　　综合以上资料，笔者认为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导致明代中期以后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急剧增加。与华北城市相比，其经济职能明显增强，成为区域中间市场与农村之间的经济＂乡脚＂关系。
　　现代以后，城市周围形成了棉纺、丝织业等特殊的生产区，生产的专业化使得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农村的兴衰与城市和城市的商业活动息息相关。在农村集市的形成过程中，还形成了农村的祭祀圈和文化圈。
　　虽然祭祀圈和经济圈未必完全重叠，但是在江南商业发达的地方，城市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清末，尤其是民国以后，由于交通方便，经济上的方便，城市就成了地方政府的中心，城市也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江南农村地区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它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多种现代化要素，加速了城市与农村的近代化。
　　而且，由于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不协调性，也显示出仅仅依靠政治力量无法完全维系＂乡脚＂与市镇之间的关系。
　　明清时期江南农村地区的农业、副业的兴盛，是由于城镇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然而，民国期间，因整体经济状况的恶化，江南农村的传统经济衰退，城镇因缺少乡下土地的滋润，成为了洋货倾销的渠道。江南的城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城市并不是一个生产的中心，偶尔出现的现代工业，都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原材料，过分地依靠外部的市场，导致了城市和农村的整体实力不足，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城市与农村才能形成一个整体。
　　参考文献：
　　李伯重 ．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M1]．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胡 明 ． 民国苏南蚕业生产改进研究(1912—1937)[M]．南京农业大学 ，2011．
　　包伟民 ．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 1840—1949[M1．知识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