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情绪回应是影响儿童情绪发展最直接最典型的途径

　　20世纪60年代，儿童社会化的研究开始聚焦于儿童情绪发展，父母情绪社会化作为儿童情绪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源自然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所谓父母情绪社会化即父母对儿童情绪经验、表达、调节的观念、目标、价值观在行为中的反应。
　　过去六十年间，研究者围绕着父母情绪社会化与儿童发展开展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一致认为父母情绪社会化对儿童发展的直接影响途径至少包含四个方面：情绪教导、谈论情绪、情绪表达、情绪回应。
　　其中父母情绪回应是指面对儿童日常生活中随机的情绪表达，父母实时的回应态度与行为。相比较于其它途径，父母情绪回应在日常亲子情绪互动最为频繁，是影响儿童情绪发展最直接、最典型的途径。近几十年来国外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研究。
　　情绪教养视角从亲子互动的角度探讨父母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强调父母的理念、态度与行为对儿童情绪能力的自然养育。其中，以强尼·戈特曼和南希·艾森伯格的理论构想最具影响力。
　　强尼·戈特曼团队在元情绪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父母元情绪理念，即父母对自身及其子女的情绪所形成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思维模式，包含三个核心成分：对自我以及子女情绪的敏感度、接受程度以及教导意识。
　　该理论模型中，父母元情绪理念是父母情绪回应行为的基础，直接决定着父母对儿童情绪的支持、赞美、认同等互动行为。
　　父母元情绪理念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情绪消除型父母，这种类型的父母认为负面情绪对孩子有害，更倾向于采用忽视或者否定等回应方式，以便尽快让孩子远离这些有害的情绪。
　　二是情绪紊乱型，即父母无法适应自身和孩子的情绪，不能很好地平复情绪，面对子女的负面情绪，父母自身负面情绪的强度甚至高于其子女。
　　三是情绪教导型，这类父母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自身和孩子的情绪，并通过多种富有建设性的策略支持儿童的情绪发展。实证研究证实，相比较于前两种类型，持情绪教导型观念的父母所养育的子女具有更好情绪社会能力。
　　南希·艾森伯格是另一位在父母情绪社会化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者，认为父母的情绪回应通过儿童的情绪唤醒水平这一中介进而影响着儿童情绪能力的发展。具体而言，父母非支持性的回应会触发儿童焦虑、害怕、生气等负面情绪，使得儿童情绪过度唤醒，进而表现出过度抑制或者失去控制两个极端状态。
　　情绪的过度唤醒使得儿童难以控制自身情绪表达强度、持续时间及频次，进而在社会互动中容易出现诸如过度自我、行为失控等系列问题，表现出较低的情绪能力和社会能力。
　　相反，父母支持性的回应能让儿童的情绪适度唤醒，这样儿童更容易摆脱情绪的束缚，也会更专注于社会情境问题本身，以此有效地解决问题。
　　在此理论设想下，南希·艾森伯格团队进一步界定了父母支持性情绪回应包含鼓励表达、情感关注和问题关注三种方式；父母的非支持性情绪回应中包含惩罚反应、忽略反应和忧伤反应。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南希·艾森伯格提出该理论模型以来，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相比较于非支持性情绪回应，父母支持性情绪回应确实更有利于其子女情绪社会能力的良好发展。
　　离散情绪理论视角卡罗尔·马拉特斯塔以机能主义以及离散情绪理论为基础，将情绪视为一种精神事件。
　　他指出情绪是个体对生物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活动，每种情绪作为连续的存在都有着各自特殊而独特的功能，个体对情绪的处理是个性最突出的部分。
　　个体的情绪处理特征如何统整至个性？卡罗尔·马拉特斯塔认为早期家庭养育中亲子间的情绪互动是关键。在亲子情绪互动中，儿童某些情绪状态由于高频次的互动而持续被强化，逐渐巩固下来，最终统整至自我意识，成为个性结构的组成部分。
　　而那一些被选择性忽视的情绪状态会逐渐弱化，最终被迫从个体经验中分裂或者抽离。各个离散情绪在个体成长中均有着各自独特的功能，儿童每个情绪状态在亲子互动中均能得到合适的回应时，儿童的情绪发展将会获得健康的发展。
　　但如果父母有选择性地养育儿童某种情绪状态，不鼓励或者遗弃另一些情绪，这会导致儿童出现两种类型的畸形：一是过度发展，即某种情绪占统治地位；二是发展不足，即某种情绪的缺失。
　　两种状态均会造成孩子个性的某些缺陷或者更严重的畸形如精神病理学方面的问题。因此，该理论设想不仅能揭示个体情绪健康发展的过程机理，也能阐述部分儿童情绪适应障碍的发展机制。
　　在此理论基础上，卡罗尔·马拉特斯塔构建了5种父母情绪回应策略：一是奖励，如在儿童伤心时给予安慰，孩子害怕时给予支持；二是放大，父母表现出跟孩子相同的情绪状态；三是忽视，即对孩子的情绪状态故意忽视；四是惩罚，如父母取笑子女恐惧、不赞同孩子的伤心等；五是轻视，父母对孩子的情绪表现不屑一顾，如告诉孩子不必害怕等。
　　与情绪教养视角不同，离散情绪理论视角强调每一种离散情绪对儿童发展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父母对儿童某种情绪的任何一种回应方式一旦在强度或者频次方面把握不当，均会导致儿童情绪表达的不足或者过度，进而引发儿童情绪发展以及社会适应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母对儿童的情绪回应方式中无法界定出最好的回应方式，只有最匹配的回应策略。
　　虽然近二十年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介质即儿童的情绪唤醒状态，不过情绪唤醒状态是如何发生发展？这一问题仍然较为模糊。
　　最近帕特里夏·谭通过人类情绪调节的神经活动过程解释了艾森伯格理论模型中情绪唤醒状态的发生过程。
　　他认为情绪调节的神经基础在于二个部分：一是处理情绪中最突出信息的神经网络；二是一些子过程，其中包含自动和隐性情绪调节神经网络。
　　这两个神经网络分别对应着大脑中相应的区域，而突出信息检测对应的大脑区域大部分与之相重叠，这表明这一神经网络是一个整合的区域。
　　该研究者回顾了众多有关父母风格、父母情绪社会化与儿童神经活动的实证研究，其结果证实了父母的情绪社会化引起了上述三个情绪调节过程相关的大脑神经网络区域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从而控制着儿童的情绪唤醒，最终实现了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变化。
　　由此可见，从儿童情绪调节的神经网络基础角度追踪父母情绪回应于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机制不失为一个有效且颇具前景的途径。今后可借助于日益成熟的脑科学研究技术，加强相关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以此更加清晰地验证两者关系的内在机理。
　　从家庭系统论的视角进一步验证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多种影响路径关于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关系中，文化、性别、年龄是目前研究者较为关注的调节因素。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仅仅孤立考察某一个或者两个影响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单独效应。
　　事实上，家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生态集合体，包含着许多子集合体，比如父母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姊妹关系、物质环境等。对儿童来说，家庭中每个子系统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其情绪发展。
　　因此，未来非常有必要在家庭系统论的视角下，进一步验证家庭中多个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单独效应与交叉效应，以此扩展两者关系的多种路径，具体如父母婚姻质量、父母教养方式、父母不同的情绪社会化途径、亲子依恋、家庭成员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质量、物质环境等。
　　实际上，目前已有零星的研究尝试着探寻更多的父母情绪回应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路径。比如有研究证实了兄弟姐妹关系对两者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效应。
　　另一项针对6～9岁儿童的纵向研究探讨家庭环境的混乱程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环境的混乱程度是父母非支持性回应与6岁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缓冲器，而对于9岁儿童来说，在高混乱状态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似乎相关性并不强。
　　关注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的双向互动过程毫无疑问，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儿童是具有主体意识的、能动的人，儿童各项社会技能的发展和社会性行为会影响到父亲自身情绪社会化的发展过程。
　　最近有研究者选取了3-5岁儿童的样本详细探讨了亲子间积极情绪的动态同步互动对父母情绪回应与儿童情绪两者关系的影响。
　　结果表明亲子间积极情绪的动态同步互动虽不具有中介效应，但却发挥间接作用，亲子间积极情绪同步互动的程度可能是父母情绪社会化能否对儿童情绪发展产生效应的作用点。由此看来，亲子间动态情绪互动的重要性可能远超于研究者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