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了1911年5月,清政府此时更加的内外交困,尤其是更加的缺钱。在没有其它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满清打起了铁路的注意,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并爆发起义。清朝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湖广总督瑞澂手中能够调动的卫队、巡防营等,全部加起来仅1700人 。 此时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发展革命力量,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湖广总督瑞澂 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主要领导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家里集会,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刘复基建议共进会、文学社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 9月23日,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称"武昌革命党人",并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此时并没有德高望重的革命党人在武汉,所以起义以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为了更好的领导革命,武汉的革命党人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来湖北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9月24日,武汉革命党人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经过各标营革命党人讨论、表决,通过武昌起义的"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同时,革命党人给黄兴去信,督促其从香港北上,还派了居正去上海敦请宋教仁,来主持大局。 9月25日,居正一行抵达上海,向宋教仁等详细汇报了湖北近况和起义计划。得悉此讯,同盟会中部总会当即决定,一方面派人赴香港请黄兴速来,另一方面由宋、谭二人先赴武汉,主持一切。宋教仁在好友胡瑛劝说下,对武昌起义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决心等黄兴到武汉再说,但谭人凤极力要求宋教仁立即前往武昌领导起义,宋教仁遂答应于10月6日起身,最后由于各种原因,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宋教仁也没有到达武昌。 9月28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租界制作起义所用炸弹时,刘公14岁的弟弟刘同,不小心将烟灰掸到了革命党人制造的炸弹上,一声巨响,革命党总部被炸的一片狼藉,参谋长孙武当场被炸伤送往医院。爆炸引起了租界巡捕的注意,拘捕了总部内其余革命党人,最要命的是把保险柜里的起义名册抄走了—里面清清楚楚记录了湖北新军中革命党的名字。巡捕把抄走的名册和拘捕的革命党人交给了当地政府,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很快就被满清政府抓捕并杀害,总部其他人都暂时躲避起来。其中军事总指挥蒋翊武逃往监利,参谋长孙武重伤住院,总理刘公也在武昌躲了起来,失去联系。起义的前景顿时暗淡起来,一切计划都不得不暂时中断。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如果清廷在湖北的高官是个有能之辈,就应该赶紧安抚军心,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清廷高官采用了相反做法,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当时,时任湖广总督瑞澂根据俄国巡捕提供的花名册和搜到的情报,发现新军是革命党人暴动主要依靠的力量,于是下令关闭城门,禁止出入。他的做法很快在新军中引起恐慌,当时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有5000多名,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不会被逮捕杀害。恐慌情绪在新军中逐渐蔓延,先是说瑞澂要把革命党人全部杀掉,慢慢地成了凡是剪了辫子的人都要杀掉,再后来变成了所有汉族的新军都要杀掉!一时间人人自危,想要活命,必须造反。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遂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10月10日晚7点,陆军八营的哨长陶启胜按照惯例去营房查夜,看到班长金兆龙和士兵程定国,怀里抱着步枪,身边还有一盒子弹。陶启胜立刻冲过去训斥:"你俩想干嘛,想造反是吧?"。金兆龙回嘴就骂:"老子就造反了,你能怎样 !"。随即两人抱在一起扭打起来,程定国从后面给了陶启胜一枪,将陶击伤,陶负伤逃跑。随后程正瀛又开枪击毙了前来弹压的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以及司务长张文涛等人,新军军营顿时大乱。听到枪响的第八营班长、共进会代表、潜伏着的革命党人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宣布正式起义。他高喊着:"同志们,跟我来,先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正式打响。 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最后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新军在占领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后,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楚望台军械库存有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新军迅速领取了枪支弹药,并分路进攻总督署。 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兵8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 由于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发炮轰击。得到新兵起义的报告后湖广总督瑞澄知道大势已去,遂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只有第八镇统制张彪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尽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与王安澜正在陆军四十一标军营内,他当 即下令禁止官兵出入,并亲率管带、队官巡视营门,加强防范,又用会议形式,集官长于一室,借以延宕时间。老黎的做法说白就是压根不想革命,同时观望事态的发展。黎元洪将四十一标全体官佐召集到会议厅,目的是防止他们发生哗变。然而此时军心动摇,黎元洪也无法控制,他只好向官兵讲:"大家各自回营,革命军来了不要开枪,以好言相劝,如打炮来,或进营房,或蔬散隐蔽,否则听凭自便,我也无法对你们负责"。随后王安澜带黎元洪躲进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在刘家王安澜对黎元洪说:"统领不必多虑,我和刘参谋两人当誓死为统领出力,暂时隐蔽这里,可无意外"。并说:"这次事变,革命党人计划周密,工程八营首先占领楚望台军械所,看来,革命党人一时得手,也未可知"。黎元洪说:"言之有理,我们不可和革命党人作对,以保持中立为上策"。三个投机主义者就这样躲了起来,静观时局。 11日上午,起义军将领到刘文吉家中找到黎元洪,请黎元洪出山。黎元洪对起义军将领说:"汝等起义,我不阻止,但你等也不必害我,我是万万不会加入革命队伍"。王安澜和黎元洪见起义军不走,恐事有变,又答应先到楚望台见大家一面。黎元洪到达楚望台见到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又一起到咨议局开会。会上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会后革命党人又把他簇拥到楚望台上,全体起义官兵举枪对黎元洪致敬,有炮兵高喊:"请统领下令作战!",并把早已准备好了安民布告,替黎元洪签上了"黎"字。老黎莫名其妙成了起义军政府都督,吓的不敢答应,当天拒绝进食。王安澜见这样长时间下去不是办法,即向革命同志报告:"黎元洪已两天不进饮食,亦不与人说话,好像新娘子一样,要快点想办法"。吴兆麟托王安澜劝说黎元洪,王安澜即多方劝请黎元洪归顺革命军,认为于国于民于家于统领个人,早日就任都督终为大计。10月13日,黎元洪在 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后,下午在军政府剪掉辫子, 宣告就职,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加大了湖北的作战力量,除湖北提督张彪率部继续驻扎汉阳外,还派出冯国璋率领的陆军、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抵达汉口作战。此时围攻武昌清军统帅荫昌认为起义军十分强大,清军主力不集结完毕,没有万全把我,不能与之开战。荫昌于武昌城下调集大军,准备围剿中华民国都政府,一准备就是十余天,这也给了武昌的革命党人反围剿的准备时间,待到清军集结完毕,大势已不在清军这边,湖北形势已非荫昌所能控制。 荫昌 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田桐等人抵达武汉支援。黄兴是众望所归、冲锋陷阵的统帅,他的到来给革命军的士气打了一针强心剂。同时,黎元洪利用自己都督身份,积极联络各省官僚,劝说他们起义。当时,满清的一个国库中转库设在武昌,西南地区的大部分税收中转都要经过武昌。黎元洪敏锐地发现利用这个库里银子就能稳定住局面。他每天给各省发电报、汇款,只要你独立,就给你汇钱,这样做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各省的独立。钱的作用可能有,但更大的作用是当时的天下大势,人心已向共和,只不过缺少武昌起义这个导火索而已。 田桐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陕西、江西等十余个省份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议组织新政府问题。此时的大满清的半壁江山已宣布独立,满清的一只脚已经迈进坟墓,在中华大地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行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