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遣唐使

　　据范晔的《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予印绶＂。1784年，在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日本学者认为＂委奴国＂就是＂倭奴国＂。三国时，日本列岛的邪马台国国王卑弥呼数次遣使到魏，赠送礼物，魏明帝也回赠礼物，并派官员陪送日本使节回国。公元3到6世纪，中国的文字、书籍开始传入日本，许多中国的农民、工匠等人员也陆续东渡到日本。
　　公元5世纪的后半期，日本列岛上的小国由相互征伐而趋于合并，出现了大致上统一的大和国家，并与中国南朝的刘宋政权经常有使节往来。公元589年，隋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近300年南北对峙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隋唐时期。当时日本正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新兴的封建主政权急于要从中国吸取一套封建制的统治方式。于是，开始有计划地经常派遣使臣和留学生来中国访问、留学。
　　公元607年，中国的隋炀帝在位时，日本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为使臣，携国书来中国。次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陪送日本使节回国，回访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热情欢迎和隆重接待。在这以后，日本使臣和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的便络绎不绝。
　　公元618年，唐朝取代了隋朝，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开始呈现出高度的繁荣景象，唐都长安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洋各地、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商人和使节，均云集于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了高潮，日本陆续不断地派遣唐使来中国，吸收中国先进的文化成果。
　　在唐朝开国之际，已经有一批日本学生、学问僧到中国学习，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典章文物有了一定的了解。公元623年，从中国留学归国者上书日本天皇，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大国，日本应当经常与中国往来，并任用留唐学生来革新日本政治。于是，在公元630年，日本派出了以犬上御田楸为首的第一批遣唐使。后来，从中国归国的高向玄理、南渊靖安、僧闵等人，都竭力主张日本应当效法中国，弃旧图新。他们成了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在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公元645年，日本新兴封建贵族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依靠留唐学生的支持，一举推翻了守旧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拥立孝德天皇，仿造唐制，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后，日本的新兴地主阶级更频繁地派遣唐使到中国。遣唐使的规模起初并不大，每次约有百人左右，到公元8世纪初，其规模大为扩展，人数最多时有五、六百人。
　　遣唐使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工等各方面人士的考察团，其中半数以上是舵师和水手，官员有大使、副使、录事等。此外，有留学生、学问僧、医生、译员、商人以及各种工匠。当时的海船还是较小的木制帆船，最大的也只能容纳一百五六十人，较大的使团往往需要分乘四艘船舶。因此，在日本诗歌中，遣唐使的船队常被称为＂四舶＂。使节团成员一般在唐朝停留一年左右，他们积极地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知识。
　　随遣唐使来华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在中日文化沟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留学生一般进唐朝的国子监（当时唐朝最高学府）所属的＂六学馆＂之一，学习专业知识；学问僧则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的大寺院钻研佛教。他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和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人留居中国达数年之久。他们精通汉文，熟悉中国的典章文物，都以通晓中国学艺而知名，著名的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橘逸势、空海、最澄、圆珍和圆仁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阿倍仲麻吕了。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于公元717年随日本第8次＂遣唐使＂来华留学，因学习成绩优异，通晓典籍，长于诗文，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和任用，并与李白、王维等唐朝有名的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随日本第11次遣唐使东归，中途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当时传说他已经葬身波涛了。李白听说后悲痛莫名，挥笔写下题为《哭晁衡》的诗以示悼念，其中写到＂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其实，晁衡遇难实属误传，他漂流到安南（今越南）后获救，于公元753年辗转再次来到唐都长安（今西安），以后即留任不归，葬于中国。但李白这首诗仍然因情真意切而流传甚广，成为千古佳话。而中国学者也有到日本讲学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鉴真和尚。
　　遣唐使受到中国方面的欢迎和礼遇，他们一到中国港口，即由当地的地方官员负责招待提供食宿，并免费提供交通工具把他们送到长安。在那里，他们常常能得到唐朝皇帝的接见。如唐玄宗曾接见于公元750年来中国的遣唐使全权大使藤原清河，并且命令画工画像留念。遣唐使归国时，唐朝也往往任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
　　遣唐使也促进了中日之间的贸易。他们利用来华之便，出售日本的物产，而在返航时把中国的各色货物带回去。当然，遣唐使并不是当时中日贸易的唯一渠道。近年来，在日本各地发现唐朝的＂开元通宝＂数万枚，而在我国西安的唐人墓葬中也曾发现日本银币，这说明当时中日之间的经济往来是相当频繁的。
　　遣唐使来华的航路前后有所不同。早期的遣唐使多走北路，即从九州岛北面渡过对马海峡，沿着朝鲜半岛的西岸北航，再沿着辽东半岛西航，在山东半岛东端的登州或淮河的楚州（今天的江苏淮安）一带登陆。北路基本上是沿着海岸航行，比较安全，可是耗时太久。后来，遣唐使改走南路，即从九州西航横渡浩瀚的东海，在长江下游的扬州或杭州湾口的明州（今天浙江宁波）登陆。南路是捷径，顺风10日可达，但风波之险远远胜于北路。当时航海技术不发达，船身小而且不坚固，在海上遇到风暴而覆没者很多。
　　根据史籍记载，从公元630至894年这260多年间，日本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其中有一次是迎接上一次的遣唐使回国，有三次是伴送唐朝派往日本的使节返唐，有两次在任命后未能成行，正式成行到达中国的有13次。唐朝末年，日本停止了派遣遣唐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