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洛奇谈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作者：Tomris Laffly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rogerebert.com（2020年3月10日）
　　作为英国社会现实主义导演的中流砥柱，导演肯·洛奇50多年来执着于讲述阶级和不平等的人性故事，并且根据当下社会现实问题来调整他的电影兴趣。
　　2016年的《我是布莱克》和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两部主题联系紧密的电影，讲述了被官僚作风和经济不公凌辱的边缘人群，这位84岁的大师继续证明了，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看，世界状况不断恶化，这让他永远都会有想要表达的故事。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2019）
　　肯·洛奇最近和我通了电话，在创造他的电影风格，拍摄那些关注并尊敬工薪阶层奋斗的影片时，他回忆道：「在1960年代，这要容易得多。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已经拍了这么长时间电影了。」「给我们机会的是BBC。但BBC现在做的事情不同了，像我这样的导演也失去了机会。我总是听说很多电影人手里都有好的项目。但他们没有机会拍，因为没有人会投资它。
　　《我是布莱克》（2016）
　　肯·洛奇与他长期合作的编剧保罗·拉弗蒂合作完成了《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这部电影探讨了所谓的「零工经济」；虚假的「做你自己的老板」的承诺剥夺了属于人的基本条件：有尊严的生活质量，陪伴家人的时间，在带薪休假期间暂停工作的许可，病假，甚至是吃饭或上厕所的时间。
　　我们追踪了送货司机瑞奇（克里斯·希钦饰）和他做家庭健康服务工作的妻子艾比（黛比·哈尼伍德饰）——他们都是最近这种「零工经济」的受害者，他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受到了打击，却在误导他们的承诺中找到了希望。
　　这对夫妇通过出售家庭用车来资助购买瑞奇的工作用车，他们面临着运输公司出人意料的不人道之处，不仅要面对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还要努力维持家庭生活，抚养他们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女。在我和肯·洛奇开始谈论他最新的作品之前，洛奇说：「我很高兴能接受罗杰·伊伯特的公司的记者联络，伊伯特是一个伟大的人。」
　　记者：几十年来，你一直致力于拍摄关于社会不公的电影，并且经常用社会当下最尖锐的矛盾来重塑这一主题。在《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你探讨了非常当下的一个话题，即所谓的「零工经济」。关于「你是你自己的老板」这一口号背后的经济剥削，你是如何注意到了社会上的这种变化，并决定拍摄一部关于这一变化的电影？
　　肯·洛奇：到现在，我已经和保罗·拉弗蒂合作了26-27年，我很幸运能和他一起工作。我们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一个想法是，「工作」是如何变化的——在过去，当一个人有一份有保障的工作，他可以去度假，或是生病了，也不会失去工资，也不可能一夜之间被解雇。
　　而这样的工作关系正在变化，所有这些收入正在消失，现在出现了这种新的剥削形式，即所谓的「零工经济」，它的借口是「你可以做自己的雇主」，而事实上，你只是一名司机，你为一家公司工作，而这家公司让你看起来像是个雇主。
　　所以公司的雇主没有责任。如果出了什么差错，由劳动者负责赔偿。这一制度针对的是司机和从事护理工作的人，而这些工作又大多由私人公司提供。私人公司通过剥削他们来赚钱，他们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告诉劳动者，他们第二天什么时候工作，他们必须这么做，否则他们可能随时被解雇，并且好几次都不会得到工资。因此，可能每小时的工时中，劳动者只能得到其中20分钟的报酬，尽管剩下的时间也是工作时间，因为他们要去照料下一个客户。
　　因此，随着所有这些变化的发生，保罗和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保罗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那就是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带着微笑。不过你知道，你只是一直在伪装，人们不知道你的处境。
　　但是如果你有家人，回到家时，压力就会浮现出来，因为你累了，你还没有吃东西，闹钟在七个小时后就会响，你会变得没有耐心。你不能处理作为父亲或母亲应该处理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应该讲一个家庭故事。
　　记者：影片中这对父母的工作给家庭带来的冲击令人心碎。在电影中有一个只出现了一次的场景：家庭中的四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帮助母亲解决工作困境。那时你才能确切地看到，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家庭可以是什么样子。
　　肯·洛奇：是的！是的，他们一起在星期六的晚上坐车出去，在车里放着音乐，唱着歌。是的，你可以通过这个场景看到这个家庭的可能性。
　　记者：我经常觉得社会阶层的话题在美国主流电影中缺席已久。不过，最近我一直在想，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寄生虫》刚刚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或许这是一个小的信号。我想知道，从电影观众和行业的反应来看，你是否注意到了这种转变？
　　肯·洛奇：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主流电影（我不了解其他欧洲国家的主流电影，也许它们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它们中仍然充满了坐拥财富、面容华丽的明星。没有人解释这些的财富从何而来，他们住在雍容美丽的住所里，看上去光彩照人。
　　即使现在很多电影都是关于普通人的，但是它们依然由明星扮演，这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人们有时会让非职业演员出现在电影中，所以你真的会觉得，电影中的那个角色就是一个工薪阶级的人。在《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这部影片中，我想我们也尝试过同样的做法。
　　对于导演来说，仅次于剧本（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的第二大问题是选角。谁来把这个故事演绎出来呢？如果因为电影明星参与了这个项目，而你作为一名导演，不能做出这个决定，那么很难看出你如何才能真正拍出你想要拍的电影。因为选角是你必须做出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决定，而如果这些角色就在那里，你还需要选择吗？
　　记者：你用你的演员做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事情。你按时间顺序拍摄你的电影，而不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展示出来。对于《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这部电影和它的演员来说，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肯·洛奇：这只是一种工作方式。我的意思是，电影里的演员知道关于这个家庭的一切，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当自己做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要做。因此，没有什么秘诀可以让这件事变得困难。但有时，当有惊喜出现时，你会想要拍出它，而这是最难演的事情。
　　例如，当女儿看到她的父亲打了儿子——当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打了儿子的头，女儿刚好走进卧室，站在那里，我们为她重演了这一幕。所以这对她真的有影响。当她偷了钥匙，我们也拍下了她这么做的过程，尽管我们没有把它放进电影里，所以她觉得她真的做了，然后一直保守着秘密，直到她告诉他们钥匙在哪里。
　　我认为用这种方法，你真的会得到更真实的回应。这意味着他们六周内都不用想，「哦，天哪，我现在是不是要哭了？」不管他们做什么，如果他们真的在场景中的时刻里面，那就很好了。
　　记者：在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之前，我看了剧情梗概，我想它听上去就像一部当代版的《偷自行车的人》：这个父亲需要一辆货车来做运输的工作，然后卖些东西，才能买得起那辆货车。令人惊讶的是，历史上不公正的基础一直是相似的，但它发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偷自行车的人》（1948）
　　肯·洛奇：是的，的确如此，一点儿没错。这是雇主和劳动者之间永恒的斗争，不是吗？员工必须挣钱，雇主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的劳动价值。你知道，这是私营企业的关键和利润所在。
　　劳动者为自己的工作贡献10英镑，你却只付给他6或者7英镑，剩下的就是利润。所以这就是关键，并且当然它在历史中有其持久性。两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永久性的，是不可避免的。
　　有趣的是，当你的国家由一个右翼政府执政时，他们会说，「嗯，我们都团结在一起。」还记得戴维·卡梅伦吗？他还是总理的时候总是说，「哦，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你知道，我们应该节衣缩食，好像我们都遭受着同样的痛苦。但当然，这完全不是真的。与此同时，杰夫·贝佐斯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人们却都各自做着做他的工作。
　　记者：在这方面，我真的希望人们在看完这部电影后，能更仔细、更深入地思考一下快递行业的人力成本。作为这部影片资料搜集的一部分，你是否与任何送货司机交谈过？虽然这是保罗·拉弗蒂的剧本，但我想知道你是否参与了这一过程。
　　肯·洛奇：作为编剧，保罗·拉弗蒂做了大部分的搜集研究工作。我通过他见到了许多货车司机以及护理人员。他会坐在驾驶室，和货车司机一起出行，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太愿意说话。但保罗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两个司机，整天和他们坐在一起。他说，他一大早就给其中一名司机送去了一些三明治，到了晚上8点，他还没有吃掉三明治，因为没有时间。
　　我们还听到了一个特别的故事。有一个人得了糖尿病，他约好了医生，去医院看病。他去了，却被罚款了。他工作的公司对他处以150英镑的罚款，因为他没去上班，尽管他事先告诉了公司。
　　记者：天哪。
　　肯·洛奇：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以及之后的约诊。他的同事看着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的妻子非常担心，说，「你必须去看医生，你必须去医院。」但他还是没有去，最终晕倒，死了。当然，公司给他们家发出了一封慰问信，也就仅此而已。他们对他或他的妻子没有义务。这家人不得不搬出他们的家，因为她付不起房租。所以她真的有麻烦了。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极端的情况。我们觉得最好只讲一个普通、大众的故事。这是普通家庭的生活。这也是数百万人的生活，真的。
　　记者：你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也出现在《我是布莱克》中。这两部影片是如此相近。
　　肯·洛奇：是的，我是有意这么安排的。这两部影片都发生在纽卡斯尔这座城市，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画外音，黑暗的屏幕。所以一开始你只能听到对白。我是说那是我们的想法，你只是专注于别人在说什么，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它们本来就是一组配对的作品。
　　记者：这两部电影都让我对当下的社会现状产生了明显的愤怒。
　　肯·洛奇：噢，这很好，变得愤怒，我很高兴听到这一点。
　　记者：我好奇一个人如何能把这种愤怒转化为某种有益的东西？
　　肯·洛奇：这个问题有些大。我觉得这是政治性的，政治最终是无法回避的。我的意思是，人们加入工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提出带薪假期的要求。这样你就可以在生病的时候不会失去工资。
　　这些是基本要求。这一切都归结为政治变革。在英国上次选举中，左翼政党做出了重大改变，他们结束了这种虚假的自我雇佣模式，即每个劳动者都将获得带薪休假。劳动者将得到病假工资，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获得基本的工会权利。但媒体和整个建制派反对他们的运动是如此恶毒。它让人们望而却步，尽管他们会做这些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选举。我希望现在美国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记者：我们非常担心。
　　肯·洛奇：我的意思是，当媒体和电视完全站在一边时，（这很难），人们习惯于认为BBC持中立态度，但当然不是这样。它非常偏向右翼。所以，人们很难承受这种程度的操纵。人们对左翼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的辱骂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但不管怎样，你能做什么呢？你只要坚持下去就行了。
　　我是说，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历史是变化的，不是吗？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形势中，气候变化现在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因此，这是第一次，你有了一个终局。我们不能一直说，「嗯，如果我们输了这场战斗，我们将在20年里，都将赢得下一场战斗。」因为这几年真的很关键，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在我们上次的选举中，投左派票的是年轻人。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培养的——谈论气候变化。地球正在坍塌，这就是右翼势力的弱点，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试图否认这一点。因此，我认为这就是希望所在，也是改变可以发生的地方。